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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化合作动员:社区建设的新范式
2015年04月21日 15:20 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第62-67,61页 作者:任克强 字号

内容摘要:在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世界转变的背景下,组织化合作动员是调动政府、社区、驻区单位和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大众传媒以及社区居民的有效途径。XW区的文明创建实践表明,组织化合作动员涉及基层党政组织、社区组织、驻区单位与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和传媒组织等不同主体,而动员策略可分为压力型动员、宣传型动员、活动化动员和精英式动员等四种方式。有效进行组织化合作动员,需要政府部门适当放权,并培育与发展社会组织特别是社区社会组织。

关键词:陌生人世界;组织化合作动员;社区建设;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任克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南京 210018

  内容提要:在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世界转变的背景下,组织化合作动员是调动政府、社区、驻区单位和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大众传媒以及社区居民的有效途径。XW区的文明创建实践表明,组织化合作动员涉及基层党政组织、社区组织、驻区单位与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和传媒组织等不同主体,而动员策略可分为压力型动员、宣传型动员、活动化动员和精英式动员等四种方式。有效进行组织化合作动员,需要政府部门适当放权,并培育与发展社会组织特别是社区社会组织。

  关 键 词:陌生人世界;组织化合作动员;社区建设 

  基金项目:本文是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子项目“政府资源释放进程中的城市社区基层治理研究”(13ZHFD01)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C9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4)11-0062-06

  一、组织化合作动员:缘起与内涵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①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开始初步形成单位体制。单位制是指1949年之后形成的一种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管理及动员体制:这种体制将所有劳动者纳入各类劳动组织,由这些劳动组织根据国家的总体计划对劳动者进行劳动分工,向他们支付各种生活必需品,并组织他们开展本职工作之外的政治和社会活动。②单位体制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特有制度,它通过对个人活动、就业和福利等的控制,成为国家行政权力控制个人的组织手段。通过社区单位化和单位社区化的双向发展,国家有效地控制了社会成员和社会资源。③个人通过单位获得住房等福利,居民之间是同事,单位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机制的引入,国有企业、劳动力市场、社保医疗体制相应发生变革,企业类型多元化,开始允许人员自由流动,单位制开始松动,单位职能逐渐向社区转移,单位人也开始逐渐向社区人转变。特别是,随着住房体制的改革和商品房小区的出现,“单位社区”解体,居民身份不再是同质性的单位人,而是成为具有多样化和异质性的社会人。居民相互之间不再熟悉,社区居民居住区域开始从“熟人社会”转入“陌生人的世界”。

  社区建设是由人民以自己的努力与政府配合,一致地去改善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环境的一种过程。社区建设的主旨是建设社区,其根本目的在于发展社区,也即通过整合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增强社区活力、培育社区归属感等活动,使居民和社区之间建立起协调发展、和谐有序的平衡关系。④“陌生人世界”是当前城市社区建设的结构背景。单位制式微后,很多社会事务向社区转移。但是,与单位相比,社区首先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居民彼此缺乏有效互动;其次,社区是居民自治组织,社区行政资源匮乏。在基层社区行政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社区建设,关键在于增强社区居民的相互联系和提高社区的社会资源含量。新中国诞生的是革命教化政体,⑤在自上而下的资源输送体制下,动员依然是撬动和整合各方面资源的重要方式。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蒂利认为“动员”是一群人由公共生活的消极参与者变为积极参与者的过程(Tilly,1978)。在中国情景下,动员是指自上而下通过宣传和组织工作,促使相关对象改变态度与行为的过程。动员的主体通常为政府或政党,动员的客体为社会资源、人力资源以及人的精神等。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社会动员可划分为:传统动员和现代动员、体制内动员和体制外动员、人为的动员和自发的动员、组织化动员和准组织化动员等。⑥

  全球化进程下,相互依赖性增强,没有一个组织可以有效应对挑战,企业和社区组织构建的合作伙伴关系可以构建一个有利的环境来产生社会资本,解决社会问题(Jehan Loza,2004)。反观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启动后,在政府动员能力下降的新情境下,马明洁提出了经营式动员的概念。她认为在改革前事无巨细的管理方式与政府科层体制发育不良并存的总体性社会中,政府采取组织化动员的运作方式,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树立典型模范来推动日常管理的顺利进行和对于社会资源的广泛动员。组织化动员是以再分配制度和单位制为基础的。而经营式动员则是在改革后基层政府权威有限的情况下,以行政权力和已有的组织框架为初始条件和媒介,运用一种类似于市场的方式对这些权力和组织因素加以使用的运作方式。⑦杨敏看到了行政组织力量和基于人情的地方性互动网络两种资源的力量,提出了地方性权威式动员,但是这种动员方式重心还是在于政府主导的形式动员,没有看到各组织合作的意愿。⑧面对利益格局的变化,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组织内动员效果在逐渐式微,特别是对于处于行政权力末梢、行政资源匮乏的基层组织来说,更加无力利用自上而下的组织内动员来撬动资源。笔者提出一种可以有效增进社区社会资本,提高社区社会资源含量的新动员方式,这种动员方式既不同于组织化动员和经营式动员,也不同于地方性权威式动员,笔者将其称之为组织化合作动员。

  所谓组织化合作动员,首先是指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组织内动员,但是因为伴随改革而来的政府资源的逐渐向外释放,仅靠政府的力量已经不能产生足够的动员能力,政府需要借助驻区单位、群团组织、大众传媒、社区、社会组织等其他动员主体,才能实现动员效果。而其他动员主体也需要与政府合作,通过参与动员,建构自身的合法性,扩大自身的影响。组织化合作动员实质上是代表国家、市场和社会三种不同力量的组织体之间为了实现共同利益而采取的一种合作策略。笔者以全国文明城市N市⑨的XW区⑩为研究案例,通过对其文明城市建设中社会动员何以可能的分析,呈现组织化合作动员这一新的社区建设范式的运作机制。

  二、动员主体与资源汲取

  中国是一个靠各类组织实施总体控制和分类控制的国家。1978年后,各级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再到国有企业通过重建单位体制来重整各级行政秩序,构建以中央权力为核心的纵向体制(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中国是一个组织化控制的国家,同时,组织与组织之间又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动员型体制,借助于这种体制,国家形成了强大的政府推进效率和力量。根据动员主体与行政资源和市场力量的远近不同,利用理想类型划分法,可以将动员主体分为科层型动员体、执行型动员体、合作型动员体、生存型动员体和经营型动员体。在XW区的文明创建实践中,涉及基层党政组织、社区组织、驻区单位与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和传媒组织等不同类别的动员主体,实践中参与的这五种不同类型的动员主体分别对应上述用理想类型法划分的五种不同性质的动员体(见表1)。

  1.科层型动员体:党政组织

  党政部门是典型的科层制组织。中国的城市行政管理体制实行的是“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政府凭借掌控的行政资源和自上而下的行政组织网络,成为文明城市创建中最有效的动员力量。“政府的号召力、公信力和可动用的资源是其他任何组织和团体所无法具备的。文明城市创建中的很多工作是通过政府向下传递的。”(访谈记录SSZJ0505)

  城区政府是完整对应上面各级政府的一级政府,具有较强的调动行政资源的能力。XW区政府在文明创建和社区建设中的主要职能是提升城区文明水平,通过对文明城区建设的规划、管理和协调,提高街道、政府各职能部门、驻区单位、社区等各类动员主体的动员能力,号召动员对象参与到文明创建中,提升区属居民文明素质和地区文明水平。

  街道是城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主要由街道党工委领导下的党组织网络和街道办事处领导下的行政组织网络构成。街道党工委是区委的派出机构,其主要职责是讨论决定街道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城市管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方面的问题,统领街道的文明创建工作。街道办事处是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其主要职责是负责街道行政管理工作,结合文明创建情况,根据自上而下的考核要求和属地化原则,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城市建设和管理工作。街道的职能科室包括党群科(团工委)、综合科、经济科、城管科(环保科)、劳保科(劳保所)、社会事务科、综治办(司法所)等。(11)街道的行动主体是街道办事处和政府各职能部门,主要职能是“收集—执行—反馈”,解决街道区域内诸如地区规划、小区出新整治、长效管理等,让各相关政府部门在直接面对社区居民,开展服务的过程中履行各自的职责,接受社会监督。

  2.执行型动员体:社区组织

  在现代社会,社区作为城市结构的基层治理单元,已逐渐演变为一种新型的文化生活形态,成为基层党政组织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社会空间,同时也是社会动员的主要载体。作为执行型动员体的社区居民委员会,承担的工作主要有社会治安、人民调解、青少年教育、计划生育、妇女工作、老龄工作、社会福利和公共卫生,等等。绝大多数的城市社区组织结构由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社区协商议事会议和社区党委四部分组成,分别负责社区建设中的决策、共建等职能。(12)社区居委会的主要职能是按照城区政府、街道的动员要求,与驻区单位和其他自治组织开展“共建”,解决的问题是社区环境管理与服务,以本社区居民密切关注的、涉及公共利益的方面为主,包括文明公约遵守、弱势群体帮扶、公共配套设施建设与维护等。文明创建中,XW区利用社区党组织、居民议事会、开放空间论坛、社区学校、社区讲坛等交流平台,与社区居民进行互动。不同于西方社会那些建立在自愿性基础上的协会和社团,当代中国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并不强,所以国家尝试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推动。居委会发挥了动员的催化剂作用,并给被歧视和边缘化的人群,包括退休人员、失业人员、低保户、残疾人,提供了在公开范围内证明自己的机会。(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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