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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的社会如何可能——基于中国五城市社区的再研究
2015年04月28日 14:01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南京)2014年第6期第14-23页 作者:闵学勤 字号

内容摘要:持续30多年各方资源共同涌入的中国城市社区,已成为民众个体生活和公共生活的承载空间。通过2009年至2014年对北京、深圳、南京、沈阳和西宁等五城市社区的再研究表明,国家对社区的行政干预随着社区委员会的日渐式微正转向间接和隐性的方式,来自市场的物业公司对社区的经济侵入并未赢得治理权威,代表社区居民利益的业委会受困于选举难、自治难和维权难等未获得预期的成长。如此之下,社区的社会如何建构?用AMOS对数据库进行结构方程分析显示,由二十一个观察变量生成五个互关联的潜变量,其中社区意识和社区参与形成主观系统,社区组织、社区硬件和社区运行生成客观系统,社区主客观系统共通整合才能建构社区社会。受制于外部社会种种局限的社区社会,只有当多方利益主体各司其职,并确保民众在社区有机会习得自组织能力时,由内到外、由小到大推动建构中国好社会才有可能。

关键词:社区社会;再研究;社区治理;自组织;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闵学勤,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210046

  内容提要:持续30多年各方资源共同涌入的中国城市社区,已成为民众个体生活和公共生活的承载空间。通过2009年至2014年对北京、深圳、南京、沈阳和西宁等五城市社区的再研究表明,国家对社区的行政干预随着社区委员会的日渐式微正转向间接和隐性的方式,来自市场的物业公司对社区的经济侵入并未赢得治理权威,代表社区居民利益的业委会受困于选举难、自治难和维权难等未获得预期的成长。如此之下,社区的社会如何建构?用AMOS对数据库进行结构方程分析显示,由二十一个观察变量生成五个互关联的潜变量,其中社区意识和社区参与形成主观系统,社区组织、社区硬件和社区运行生成客观系统,社区主客观系统共通整合才能建构社区社会。受制于外部社会种种局限的社区社会,只有当多方利益主体各司其职,并确保民众在社区有机会习得自组织能力时,由内到外、由小到大推动建构中国好社会才有可能。

  关 键 词:社区社会;再研究;社区治理;自组织 

  基金项目:本文的五城市再研究受到两期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公民导向的社区治理模式及其评估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3YJA840017)和“社区权力博弈过程中的公民性建构”(项目编号09YJA840019)的共同资助,本文也是前者的阶段性成果。

  正如康德在18世纪要问“自然如何可能”、齐美尔在20世纪初要问“社会如何可能”一样,进入21世纪,国家导向下的中国改革开放仅仅30多年,如果贸然问中国社会如何可能或许还有些贪早的话,转向承载单位替代的社区,30多年各方持续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的社区,现在是否可以问社区的社会如何可能?

  关注社区的社会,首先源于城市化飞速发展下社区这一地域性容器,受到中国社会自上而下、自古至今前所未有的全方位重视,一波又一波的建设规划、制度设计和社会资源都涌向社区,即便在社区自治、业主维权等关键性问题上仍有争执,作为介于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城市社区,目前已不仅剩下家庭及居住空间,还同时容纳了政治(多元治理架构)、经济(物业管理)、法律(物权法)、文化(社区意识及活动)、技术(社区网络),甚至宗教等多元要素,内外合力下社区正滋生出一个社会版图,它既包括客观的地理空间、治理模式、市场运作和日常往来等,也正在培育主观的社区融入、社区认同和社区归属等意识,由此,去探讨社区的社会正是时候;其次,由社区导向社会,直到通往好社会的理念并非空穴来风,上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学者埃兹奥尼发起了一场社区主义(Communitarianism)的社会运动,由50位学者和知名人士签名发表了社区主义宣言,其核心思想是“必须以社区主义的观点来影响我们时代重大的道德、法律和社会问题”①,虽然社区主义派别众多,立场大相径庭,但对社区建设的终极目标——建立一个好社会(Good Society)这一点均有一致的认同;如果说西方社区对社会的贡献更多来自于社区自组织体系对公民参与的吸纳和培育的话,那么中国社区由外向内的建构模式,国家侵入、行政干预的痕迹明显,何以谈社区的社会?诚然,在中国的城市社区,国家透过基层组织的维系和扩张在维护社会稳定和既有秩序、增强政权的绩效合法性、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和协调利益矛盾方面有积极的效用②,而同时损耗的社区社会自主性、程序合法性问题已在近一二十年的社区发展中逐步呈现,并由随之导入的物权法、物业公司、业委会等机制,以及在社区冲突、社区维权中不断觉醒的居民社区意识③等共同来消解,由此形成的国家与社会在基层社区的互动、冲空、妥协、共生及合作等局面也恰好构成中国城市社区社会的独特景观,何去何从,社区的社会何以可能,共同期待的中国好社会能否建构等都值得深思和探索研究。

  一、小社区大社会,抑或大社区小社会?

  社区和社会,表面上看这一组从区域广度到联结纽带都有差异的名词,早在19世纪末西方城市化刚刚勃兴之时,滕尼斯对此曾做区分:社区的主要特征是它强调人际之间有着强烈的休戚与共的关系,而社会的特征则是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松散的人际关系④。韦伯也几乎在同期认为社区(共同体)偏向情感驱动,而社会更注重理性取向的利益平衡。但两位学者都不否认从社区到社会,或者从社会到社区的勾连关系,前者认为“社会和社区都不是以其纯粹的形式存在的,它们相互渗透、交错在一起,只能说有时这一个占优势,有时另一个占优势。”⑤而后者也倾向于“大多数社会关系都部分地带有共同体的特征,部分带有社会的特征。”⑥时至一个世纪之后,社区和社会,无论从感性和理性的维度,还是从主观到客观的视角,其体量及包容性已远超出城市化初期,社区日常生活的画卷被政治裹挟⑦,受经济、文化、法律和道德等的共同侵蚀⑧,社区从地域空间向公共空间,乃至社会的转型已呈显性化。需要厘清的是,社区的社会是暗含小社区大社会,还是隐喻大社区小社会?如果是小社区大社会,意味着社区虽小,但社区中建构的社会无奇不有,无所不容,使得小社区透视大社会或小社区直接呈现大社会成为可能;如果是大社区小社会,表明社区再大,假设国家权力侵入、行政力量干预过度,社会即便有所孕育,它仍是小社会格局,与中国社会目前的“大政府小社会”现状并无二致。

  关于小社区大社会,社会学界和人类学界曾有“小地方,大社会”之说,在内容上意指类似像社区这样的地方性社会同时交融政治和权力、生产和科技,宗教和仪式等⑨,并且还映衬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互相观照。由社区观察社会,还被早期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先驱吴文藻先生作为社会人类学中国学派的方法论立业之基,他在1935年指出“我所要提出的新观点,即是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社会是描写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的。”⑩这一从社区出发研究社会的“小型社群研究法”曾被弗里德曼、马林诺夫斯基赞为开启了“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11)。小社区覆盖的大社会,从结构上说并不单指独立社区中的社会景观,还指相邻社区之间的连接所形成的社会系统,有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社区之间形成了三维社会融合:长期性的社区居住和社区间共享的附属设施有利于社会空间稳定、有密度的跨社区交往和社区参与促进了社会关系、社区金融和各类跨社区支持有效激发了社会活力(12)。即便是长距离的社区之间或郊区社区,由于互联网的存在,打破了狭隘的社区居住空间,其建构的社会网络和地球村理念仍能提供归属感(13)。

  大社区下的小社会,对此的解读其实有积极和消极之分。积极的视角认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社区,无论人口稠密、空间扩张、家庭功能外移或社会事务下沉,其实社区只能担负部分社会责任和履行部分社会义务。有学者在研究了美国社区政治后发现,有一种类型的社区,虽然人口众多且地域广袤,但公众的社区参与却很少,原因是社区存在分歧较小的“一致性精英”(14),他们几乎垄断了社区权力并主导了社区治理,社区没有培育自身的社会系统,不过与其他社区相比,社区运行并无太大的差异。消极的视角认为社区之大,应有与之匹配的社会空间。如果因为外部社会不能给其成员提供足够的供给、支持和连贯性,因此威胁到社区的社会价值(15),或者来自非民意的行政、市场力量过度侵入,挤压到了社区居民的发声和参与,其结果导致社区社会的萎缩,那么大社区下的小社会就是一种不成熟,甚至畸形。这一观点的逻辑出发点在于社区作为人们的私密居住所在,加之物权的牵引,它无论如何都是个非正式的、自组织的空间,自愿所集才能更好地理解社区(16),同时社区居民不是各类服务的被动消费者,他们只有作为创造社区特定性格的、积极的活动者,才意味着他们已成为社区管理者的一部分(17),并会因此承担社区责任和社会责任。

  由小社区洞察大社会,还是在大社区里解剖小社会,至少社区的社会要有所成形、有些模板,值得探索其如何建构、如何可能,哪怕跨社区、跨时空。

  二、五城市社区的再研究

  2009-2011年,笔者有幸在北京、深圳、南京、沈阳和西宁五个城市进行社区实证研究,当时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在经历多轮硬件发展之后,社区软件系统中的权力结构有所松动,以居委会为单一中心的社区权力固有秩序呈现解构迹象,不断成长起来的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社区议事会等营利及非营利社区组织正以各种形式参与到社区事务中,通过协商、交换、合作来消弭居委会在社区中的权力,促使社区权力的分化和重组,这一景象昭示着在社区中介于国家与公众之间的社会有萌芽的可能。而社区外被市场化摇醒的公众群体在没有单位的终身眷顾下,发现在社区中才有私域空间建构的合法性和效度,尤其在社区冲突中自组织的成长、与正式组织的博弈让社区有了些许壮大的可能。当时选择上述五个城市,在资源有限的情形下既要考虑区域的覆盖,更多考虑到五大城市其社区发展各有特色,例如深圳模式,沈阳模式等,且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及区域文化差异在社区有投射,为此2009年10月至2009年12月对五个城市进行了1020份随机抽样入户问卷调查,获得了宝贵的一手数据资料。时隔近五年,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入,国家在城市逐步施行“以社区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在全社会推行“加强社会建设”的转型思路,于是,一方面基层政府开始了多元化、策略性的社区治理创新,另一方面,社区治理主体仍呈此消彼长的多样化格局,是继续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还是孕育自下而上的公民导向社区治理模式,也还在各城市、各社区分头探索过程中。为了持续观察研究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样貌,寻求社区治理及社区之社会建构的可能,2014年1月至2014年2月笔者和研究生们一起对北京、深圳、南京、沈阳和西宁等五个城市共随机抽样发放2120份问卷(18),有效回收2000份,有效回收率达94.3%。此番五城市社区再研究,即重访五城市社区,而不是像人类学的再研究方法那样,大多以他人的田野工作点为再访对象(19),既有做历时性对比的最初设想,也想看一下原先的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的差异在社区治理中是进一步放大还是有所缩小,当然最重要的是通过时空结合的配对样本,更能有效观察社区的内外部动力,而不是社区原本的个体发展差异对社区社会建设的贡献。

  为了便于比较,前后两轮调研共3020个样本在五大城市均匀分布,即每个城市分别有600个左右的样本(北京和南京各多出10个样本),其中男女分别占比47.6%和52.4%,文化程度在本科及以上的占48.2%,企事业单位的普通职员占59.4%,年收入在2万-20万元的占57.7%。首先来看近五年来五城市各社区治理主体发生的变化。调研中通过“在您心目中,您所居住社区的管理者是谁”、“您的社区日常生活遇到问题时通常选择什么途径解决”以及“在您的心目中,谁是社区的精英”等三个问题从不同侧面来了解被访者对社区治理主体的认知。社区治理主体的去中心化,即社区居委会不再在社区中作为唯一管理者,这在2009年的调研中已有非常明晰的呈现(见表1),当时五大城市的平均数值显示,在被访者心目中社区委仅握有38.9%的管理权,物业公司在余下的管理权中占得最高比例32.4%,而业委会仅分得7.3%,其他像社区工作站、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社区民间组织等依据不同城市的发展模式,瓜分剩下的21.4%管理权。而当年的五大城市中深圳、北京、西宁对社区委的管理地位认同率已跌至30%以下,同时深圳、北京和沈阳被访者对物业公司的管理地位已有40%以上的认同率,而且在社区遇到问题如何求助这个问题上,已有更多被访者倾向于找物业,而不是找社区委。只是所谓的社区三驾马车之说,其另一个可能的社区治理主体代表——业委会在2009年时还不成熟,无论在哪个层面上都与另外两驾马车无法并驾齐驱。社区治理主体其权力结构的变化是与之协同的、巨大社会变化的函数(20),也就是说,社会结构方方面面的变迁都会折射到社区基层社会中,或者说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已为社区社会的开启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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