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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管理中政府职能边界的区域差异研究
2015年06月04日 14:44 来源:《湖北社会科学》2014年20147期 作者:廖文 字号

内容摘要: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正在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行政性社区管理模式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民自治性社区治理模式转型,政府职能转变的进展值得关注。研究表明,社区公共服务站设置率较高,并且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降低,其功能更多注重传统城市社区管理工作;在财政支持方面,城乡演进式社区能获得更多的基础建设资金,传统单位街坊社区则能获得更多的社区服务项目资金;政府往往把对社区管理工作的考核与经费拨付挂钩,重点干预社区管理层聘任等事务,对老年人服务等公益项目介入较多;受居民权力结构的影响,在城乡演进式社区中政府干预程度较弱。促进政府职能在城市社区管理中的转变,要推动常规城市社区管理工作项目制改革,保障城市社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积极开展社区专业服务项目。

关键词:城市社区管理;政府职能;区域差异

作者简介:

  摘要: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正在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行政性社区管理模式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民自治性社区治理模式转型,政府职能转变的进展值得关注。研究表明,社区公共服务站设置率较高,并且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降低,其功能更多注重传统城市社区管理工作;在财政支持方面,城乡演进式社区能获得更多的基础建设资金,传统单位街坊社区则能获得更多的社区服务项目资金;政府往往把对社区管理工作的考核与经费拨付挂钩,重点干预社区管理层聘任等事务,对老年人服务等公益项目介入较多;受居民权力结构的影响,在城乡演进式社区中政府干预程度较弱。促进政府职能在城市社区管理中的转变,要推动常规城市社区管理工作项目制改革,保障城市社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积极开展社区专业服务项目。

  关键词:城市社区管理 政府职能 区域差异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就逐步认识到要促进城市社区的发展,就要求重构城市管理的微观社会基础,改革传统的城市行政化管理体制。[1](p6)城市社区民主自治的研究也从那时候开始并取得了诸多的成果。政府在城市社区管理中的职能以及政府管理与社区组织的关系研究成为学者们探讨的重点。如陈伟东、唐亚林等就提出,应在社区治理问题上划清政府与社区的权力界线,还权于社区。[2](p78)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区、党组织四大组织的关系,构建政府管理机关、社区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三方面构成的议行分设的组织架构。[3](p16)从理论到实践的道路总是需要时间,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仍在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行政性社区管理模式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民自治性社区治理模式转型。[4](p29)湖南城市社区管理中的政府职能转变的具体状况如何呢?以下我们通过社会调查获取数据资料进行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职能主要包括政府职能延伸的社区组织设置、财政支持、对社区事务的干预程度等三个方面。当前中国城市社区类型呈现出多样性,主要包括新兴商品房住宅社区、传统单位街坊社区、城乡演进式社区、公有住房和私有住房混合社区、经济适用房社区、廉租公房社区等类型。通过观察经验法,初步分析公有住房和私有住房混合社区与传统单位街坊社区在管理方式与居民构成等方面比较相近,而经济适用房社区则在很大程度上与新兴商品房住宅社区相近,至于廉租公房社区相对较少。因此,在研究中主要选用新兴商品房住宅社区、传统单位街坊社区、城乡演进式社区三类社区,分别在东、中、西部地区三个发展程度不同的城市进行两个维度的比较研究。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资源来源于2011年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湖南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研究(11YBB022)”的原始数据。研究资料收集以问卷调查法为主,深入访谈法、观察法、文献法为辅的方式。调查对象是湖南省城市社区居民、社区工作人员。调查于2012年10月、11月分别在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娄底市娄星区、吉首市砂子坳区的9个社区中进行。共发放社会调查问卷315份,问卷回收率为100%,其中有效问卷为302份,问卷有效率为95.9%。本研究采用SPSS11.5统计软件包对所收集的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三、政府职能延伸的社区组织设置

  社区党组织是社区管理工作的领导,社区公共服务站是社区管理工作办公的主要场所与平台,同时政府组织对于社区工作的指导与协调主要通过专职负责人员进行。因此,在调查中我们了解了社区中党组织和社区公共服务站的设置情况,以及社区管理中“党群工作”、“劳动与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城管爱卫”、“人口计生管理”、“社会事务”、“综合安全管理”、“流动人口”、“出租房屋管理”等10项相关工作的政府组织专人负责配置状况。

  调查数据显示,湖南省城市社区基层党组织设置率均达100.0%,这表明社区建设中十分重视党的领导地位,社区工作均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社区公共服务站的设置也较为完善,在长沙市不论是哪种社区类型,均设置了社区公共服务站;在中部地区的娄底市和西部地区的吉首市,在新兴商品房住宅社区和传统单位街坊社区都设置了社区公共服务站,而在城乡演进式社区则稍有滞后,社区公共服务站设置率分别为88.4%和80.6%。这些数据表明,在相对发达的城市,基层组织和基础建设往往会整体推进,而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城乡演进式社区中基础建设往往会相对滞后。但在总体上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站设置率较高。

  不论是较为发达的长沙市,还是中部地区娄底市和西部地区吉首市,也不论是哪种社区类型,对于“党群工作”、“劳动与社会保障”、“城管爱卫”、“人口计生管理”、“综合安全管理”等5项传统城市社区管理工作,均有政府组织人员专人负责。

  而对于“社会救助”、“住房保障”等有关民生的管理工作,政府专人负责率均未达到100.0%。其中“社会救助”在长沙市的三类社区数据分别为84.2%、86.6%、80.1%,在娄底市的三类社区数据分别为66.3%、68.2%、55.7%,在吉首市的三类社区数据分别为64.9%、65.2%、41.6%;“住房保障”在长沙市的三类社区数据分别为87.4%、88.6%、75.6%,在娄底市的三类社区数据分别为65.3%、66.2%、45.2%,在吉首市的三类社区数据分别为62.3%、65.2%、41.9%。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社会救助”、“住房保障”等有关民生的管理工作,政府专人负责率均未达到100.0%,长沙市相对较高(达80%左右),而中部地区娄底市和西部地区吉首市相对较低(均在60%左右)。同时从不同社区类型来看,传统单位街坊社区略高于新兴商品房住宅社区,城乡演进式社区最低。

  对于“社会事务”、“流动人口”、“出租房屋管理”等由于社会结构转型、社会流动加剧而形成的城市新型管理工作而言,政府专人负责率也均未达到100.0%。其中“社会事务”在长沙市的三类社区数据分别为87.2%、85.2%、74.4%,在娄底市的三类社区数据分别为71.2%、73.6%、64.3%,在吉首市的三类社区数据分别为68.9%、70.4%、51.2%;“流动人口”在长沙市的三类社区数据分别为85.2%、88.5%、71.5%,在娄底市的三类社区数据分别为73.6%、75.2%、44.2%,在吉首市的三类社区数据分别为64.3%、68.3%、42.5%;而“出租房屋管理”则在所有社区中均未有政府组织专人负责。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事务”、“流动人口”等城市新型管理工作,政府专人负责率均未达到100.0%,长沙市相对较高(达80%左右),而中部地区娄底市和西部地区吉首市相对较低(均在70%左右)。同时从不同社区类型来看,传统单位街坊社区略高于新兴商品房住宅社区,城乡演进式社区最低。另值得一提的是“出租房屋管理”在所有社区中均未有政府组织专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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