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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转向拓展社会学研究边界 ——访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郑震
2019年06月25日 14:2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杰 字号
关键词:研究方法;二元论;社会学研究;主义;量化;社会世界;文化研究;客体;文化社会学;西方社会学

内容摘要:伴随着社会科学中的文化转向、文化解释,文化社会学已从学科边缘走向中心。社会学的文化研究倡导从社会学的视野出发,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审视人类社会中的文化现象。在学者看来,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社会学研究长久以来宏观与微观、社会结构与个体实践之间的理论张力。文化是理解社会世界的重要视角中国社会科学网:传统的社会学研究强调社会事实、社会结构的分析与研究,在文化转向的背景下,从文化角度分析解读社会结构的研究开始进入社会学研究视域,您如何看待社会学文化研究或者说文化社会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如果我们撇开文化主义所体现的西方二元论世界观主导下的偏激和错觉(就此而言,西方社会学的文化转向并没有能够彻底摆脱现代性的主流视角之一——主客体二元论,文化主义只是从一个方面折射出了这一点)。

关键词:研究方法;二元论;社会学研究;主义;量化;社会世界;文化研究;客体;文化社会学;西方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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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社会科学中的文化转向、文化解释,文化社会学已从学科边缘走向中心。社会学的文化研究倡导从社会学的视野出发,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审视人类社会中的文化现象。在学者看来,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社会学研究长久以来宏观与微观、社会结构与个体实践之间的理论张力。

  文化转向给社会学研究带来了哪些影响?社会学研究方法应如何应用于文化研究?未来文化社会学研究应如何推进?围绕上述问题,记者采访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郑震。

  文化是理解社会世界的重要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网:传统的社会学研究强调社会事实、社会结构的分析与研究,在文化转向的背景下,从文化角度分析解读社会结构的研究开始进入社会学研究视域,您如何看待社会学文化研究或者说文化社会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郑震:文化转向无疑是20世纪西方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一改将文化视为是派生或边缘现象的传统偏见,将文化问题引入了西方社会学的核心思考。这一转向无疑是诸多社会历史事件共同推动的产物。文化转向可以被视为是现代西方社会变革的一个缩影。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科学革命、战后城市化和消费社会的兴起、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等一系列看似散乱的事件,彻底颠覆了传统主流社会学赖以维系的现代主流价值观之一:绝对主义。社会世界似乎不再是实证主义者和实在论者所想象的那个由客观给定的事实和确定性的法则所构成的对象,而是由时空性的文化差异和经验的不确定性所建构起来的社会历史事件,这意味着西方社会学世界观的重大变革。

  正是在这一变革中,人们开始从时空性的文化角度来思考诸如主体和社会结构之类的传统概念。于是我们看到,寻找普遍结构的传统结构主义被主张相对主义的后结构主义所取代,而启蒙的主体概念则沦为话语的社会历史建构。符号和话语成为西方社会学家们津津乐道的议题,似乎一切都不过是符号的建构和语言的游戏,这背后正是一种文化主义的思想在发挥作用。如果我们撇开文化主义所体现的西方二元论世界观主导下的偏激和错觉(就此而言,西方社会学的文化转向并没有能够彻底摆脱现代性的主流视角之一——主客体二元论,文化主义只是从一个方面折射出了这一点),那么这一文化的转向的确有效地将相对性和不确定性引入了社会学的核心论域,从而颠覆了由实证主义和实在论所编织起来的充满本质主义色彩的世界图像。它使得人们不再迷恋于诸如绝对客观性和绝对必然性这样的形而上学预设,使得人们开始正视经验本身的不确定性,并将世界视为是一个生成的过程,而不是预定的事实。文化不仅仅只扮演某个次要的领域,而是成为理解社会世界的主导视角,一切社会现象追根究底都是文化现象。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关系性的存在。这不仅是因为文化的意义本来就是一种关系的建构,而且是因为关系的假设有力地驳斥了实体的论断,关系性本身就揭示了一种相对性,它不可能自在地存在。

  量化研究方法面临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网: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讲,注重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应用于文化研究时面临哪些困难?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社会学是否更多地使用质性研究方法?

  郑震:文化转向与时空转向、关系转向是共属一体的,它意味着一种范式的转变,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对社会学方法论的冲击。毕竟,如果社会事实的实质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文化关系,那么主导定量研究方法的决定论模型就将失去其解释力,这种南辕北辙的状态暗示了决定论的绝对主义是对社会世界的错觉。如果说社会世界并不具有机械特征,那么以数学方法所建构出来的决定论式的因果模型就只能是对世界的武断歪曲。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社会学的量化模型往往很难提供有效预测的主要原因之一。毕竟,文化的价值多样性和多变性导致了量化之不可能,价值标准的多样化使得寻找一个统一的量化标准完全是徒劳的。以至于社会学的定量统计,往往只是建立在一些虚构的同质性假设之上,诸如人口学变量就是典型的例子。这倒不是说定量研究对于文化世界毫无意义,诸如社会行动的频次之类的数量特征的确为有限的量化统计提供了可能性,但这显然不是对文化本身的量化,而是对意义关系之行动表象的量化。与此同时,这样的量化研究须与对表象背后的意义的理解相结合,后者尽管缺乏定量研究的精确性,但是它却能够以定性研究的方式帮助我们更好地领会社会世界的因果关系。这也许并不能够为我们提供精确预测的工具,但是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社会事件的时空性特征,而任何定量研究所建构的相关性只有在这样的思路中才能够减少其虚构的危害并获得合理的充实。

  在东西方对话语境中重建社会学思维范式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您看来,未来社会学文化研究或者说文化社会学研究应从哪些方面推进?

  郑震:尽管西方社会学的文化转向在理论和方法上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突破,但其纠缠于主客体二元论的事实则使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事实上,文化的关系性原本是颠覆主客体二元论的有力武器,毕竟关系的相对性排除了诸如绝对主观或绝对客观的可能性,关系的非实体性也消除了任何实在论的想象。一种彻底的关系主义自然不可能预设某些绝对的出发点来谈论它们之间的关系,相反关系各方正是在关系中成为他们自身。换句话说,社会学所关注的社会现象并不是所谓的主体和客体,而是非实在的社会关系本身,主体和客体只是在这一关系现象中抽象出来的两个人为的概念建构,主客体二元论不过是一种观念的虚构。然而,西方社会理论家们不同程度的二元论情结,使得他们或多或少被所谓的关系结构之类的二元论提法所迷惑,即便是像埃利亚斯和布迪厄这样的反二元论的作者也未能幸免。这不可避免地阻碍了对文化关系性所具有的理论潜能的挖掘,阻碍了一种关系主义的世界观的真正建立。克服主客体二元论并建立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关系主义的世界观,也许正是文化转向的社会学的进步之道。毕竟文化的意义不过就是存在于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社会历史性的关系而已,关系性才是文化转向的核心意义所在。一种非二元论的关系社会学恐怕才是对文化转向的社会学意义的更为精准的诠释,而这同时也就激活了中国传统思想的非二元论价值,如何在东西方对话的语境中重建社会学的思维范式无疑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而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和世界化的议题在这里似乎可以找到一个有效的切入口。

    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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