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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
2014年12月04日 11:10 来源:《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2期 作者:周晓虹 字号

内容摘要:文化传承涉及一个社会如何以某种方式将社会成员共有的价值观、知识体系、谋生技能和生活方式一代代传递下去,它是文化或文明积累的基本方式,也是一个民族或社会能够不断前行的基本条件。文化传承和社会学中所说的“社会化”其实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前者涉及人类共同体如何接受先前的社会创造出的文化财产,后者则着眼于个人如何通过对人类文化的接受从一个自然人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

关键词:文化传承;亲子传承;文化反哺;社会变迁;代沟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暨社会心理学研究所教授,博士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社会背景

  文化传承涉及一个社会如何以某种方式将社会成员共有的价值观、知识体系、谋生技能和生活方式一代代传递下去,它是文化或文明积累的基本方式,也是一个民族或社会能够不断前行的基本条件。文化传承和社会学中所说的“社会化”其实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前者涉及人类共同体如何接受先前的社会创造出的文化财产,后者则着眼于个人如何通过对人类文化的接受从一个自然人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

  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不论社会发生过怎样的变化,文化传承和社会化的内容有何不同,其传递方向和教化者与被教化者的角色总是固定不变的:就文化传承的方向而言总是从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与此相应,在家庭内部,亲代总是扮演教化者的角色,子代总是扮演被教化者的角色。亲子两代在生物繁衍链条上的前后相继性,决定了双方在社会教化上的不平等性。社会教化过程中的“父为子纲”称得上是一切文明社会文化传承的基本法则。

  但是,上述法则及其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自近代以来逐渐开始面临挑战。自17世纪起在欧洲工业革命的推动下,遍及全球的社会现代化运动在使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的同时,也使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态度、知识体系和社会行为模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这种改变的深度和广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变得日益明显可见,以致我们常常能够从同时生活在世的两代人之间发现明显的差异、隔阂乃至冲突。早在40年代末,对社会文化变迁怀有浓厚兴趣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就对这种被称作“代沟”的现象给予了认真的关注:杰弗里·戈诺注意到由于迁徙到新的环境中去,美国的父辈丧失了欧洲的父辈所具有的权威性,因此常常会遭受更能适应新生活的儿子的拒斥(G.Gorer,1948,Chapterland 2);费孝通则描绘了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由于新旧两种文化的交锋所引发的亲子两代人之间的激烈冲突(费孝通,1981:117)。自那以后,描绘这种冲突或曰以社会生活中的“代沟”现象为主题的研究著述不断涌现(C.A.Reich,1970;I.Bates&G.Riseborough,1993;J.E.Norris&J.A.Tindale,1994;张永杰等,1988;周怡,1994)。

  亲子冲突的出现,预示了单向的由父及子的传统社会教化或文化传承模式的危机。由于社会的急速变迁,以及面对这种变迁亲子两代的适应能力不同,对新事物的理解和吸收快慢不同,在亲代丧失教化的绝对权力的同时,子代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反哺”能力。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注意到,在社会化过程中出现了传统的受教育者(晚辈)反过来对施教者(长辈)施加影响的现象。这种“反向社会化”现象的出现,说明在急速的社会变迁背景下,不仅文化传承的内容有了极大的变化,而且亘古不变的文化传承的方向和形式也有了变化。

  最先出色地描述这种变化的,是美国人类学家M.米德。1970年,在风起云涌的美国青年“大造反”运动结束之后,她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提出,纷呈于当今世界的代与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既不能归咎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差异,更不能归咎于生物学方面的差异,而主要导源于文化传递方面的差异。她从文化传递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由古及今的文化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通过对三种文化模式尤其是后喻文化模式的深入分析,M.米德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在急速的社会变迁的巨大推动之下,新的文化传承模式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具体说,原先处于被教化者地位的晚辈所以能够“反客为主”,充当教化者的角色,是因为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代能够像他们一样经历如此巨大而急速的变化,也没有任何一代能够像他们这样“了解、经历和吸收在他们眼前发生的如此迅猛的社会变革”。(M.米德,1987:85-86)

  在米德畅谈“后喻文化”之时,中国社会正处在大动荡但却鲜有变迁之际。但仅仅10年之后,当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之时,在急速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很快同样出现了传统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位置变得模糊甚至颠倒的现象。在1978年后的各种新观念、新思潮、新知识乃至各种新器物(如牛仔裤)、新的生活方式的引进和接受中,年轻一代都扮演了“始作俑者”的角色。1988年,在改革开放10周年之际,我们第一次,然而却是十分准确地创用了“文化反哺”这一概念来指代这种由年轻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前辈的现象。我们将“文化反哺”定义为“在急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周晓虹,1988:23)

  从1988年到1998年,又是一个10年过去了。在这个10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变化: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的同时,他们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也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之中,年轻一代依旧独领风骚,他们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切新事物——从电子计算机到市场经济的运行法则,不但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体现出了远远胜过父辈的接受和适应能力。具体在家庭生活和亲子间的文化传承中,两代人在授受和适应新事物的能力上的这种差别,使得前述“文化反哺”或“反向社会化”现象变得愈加鲜明。如果说10年前亲子两代在接受牛仔裤、流行音乐等时髦玩艺上的差别尚未能判定亲代确实“落伍”了的话(尽管亲代最终也接受了这些东西,但这种接受一直伴随着不情愿、反对甚至激烈的批判),那么今天两代人在电子计算机面前表现出的优劣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作为一例个案,本研究访谈的一位父亲(AF)在一次有关如何使用计算机的私下讨论中,竟使用了在他看来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反驳自己的同事:“不对,不对,我儿子说……”。对比我们小的时候常用的引经据典式的语言“我爸爸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这位学富五车的大学美学教授的论证方式不但证明了新的文化传承方式的出现,甚至还预示了一种全新社会的到来。而在网络社会和数字化生存时代,亲代心甘情愿地“拜”子代为自己的电子计算机“老师”的现象,不过是我们这个急剧变化的世界亲子两代人之间传统的教化者与被教化者关系出现“颠覆”的无数事件中的一件特例罢了。不久以前,郭于华就深入地描述过“孩子得自于市场、广告、同龄人的食物信息和知识,有时甚至超过其长辈”,因此父母有关食物的知识常常是来自孩子们的(郭于华,1998)。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这样一系列类似事件的描述与分析,证实家庭内部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传承模式出现的革命性变化,并由此反观当今社会与先前社会迥然不同的文化变迁历程。

  二、研究设计与资料的获取

  尽管早在1988年的题为《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一文中,我就提出,“文化反哺”现象广泛地存在于一个变迁剧烈的社会的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之间,但按照本研究的基本设计,这里对“文化反哺”这一新型的文化传承模式的研究仅限于家庭内部的亲代和子代之间。做这种选择的基本考虑在:其一,在一个特定的家庭内部,“代”的界限十分清晰,这使我们能够较为方便地比较两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差异;其二,由于“文化反哺”现象出现不久,而这种文化传承方式又和传统的教化模式截然不同,人们可能会碍于亲子关系而回避或不愿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因此,对这种社会现象定性分析可能就比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的定量研究更为合适。而在一个亲子间互动频繁的家庭中使用以访谈为主的定性研究方法,有可能会获得有关代际关系的比较深入、丰富的感性资料。

  基于同样的考虑,我们在访谈时采取了现在十分流行的典型小组访问法(R.A.Arueger,1988;D.W.Stewart&P.N.Shamdasani,1990;李冬莉,1998),即将那些在亲子互动方面富有特色的不同的几个家庭组合在一起进行访谈。这样做的好处在:(1)多人参加的热烈的小组讨论能够给予参与者以有益的刺激,从而激发出个别访谈时可能忽略或想不到的意见和互动细节。事实也说明,经过互相的刺激和启发,亲子两代最后谈出的“文化反哺”现象之多大大出乎研究者和被访谈者本人之料。(2)从亲长的角度说,多人参加的小组讨论能够比较有效地抑制双亲因自我尊严的考虑而产生的过分严肃,显然这种严肃不利于亲子两代畅快地交流。(3)从子代的角度说,我们都知道孩子有“人来疯”的特点,因此多人参加的讨论能够激发、鼓励他们比较大胆地“犯上”。

  本研究的讨论资料主要来自1998年10月和1995年8月完成的涉及9个家庭的4个典型组访谈。1998年10月在南京实施的第1、2、3三个典型组的访谈都是在城市家庭中完成的,1995年8月在北京“浙江村”实施的第4组的访谈对象是由进城农民构成的“移民”家庭,表1是这4个典型组9户家庭的具体构成情况。需要交代的是:(1)为了了解同龄孩子的情况,第1组还约请了这两个孩子的班主任,一位李姓老师,26岁,名牌大学毕业生;一位苏姓老师,55岁,两人恰巧都是数学教师。(2)第四组的两户人家是由温州农村来北京“浙江村”的移民家庭。选择移民家庭作为研究对象的基本考虑是,从农村到城市里生活可能会对年长的父辈造成比其子女更大的困难,而那些能够很快适应城市生活的移民家庭的子女不但会对其父母的生活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极有可能要大于一般的城市家庭。

  上述访谈,除第4个典型组是在“浙江村”村民H家完成的以外,其余都是逐个邀请由7个家庭组成的3个典型组前往研究者自己家中完成的。每个典型组的访谈时间在2—2.5个小时。4个典型组的访谈都由研究者本人担任主持人,同时聘请了研究者本人的几位研究生担任研究助理,分别完成四场访谈的录音和整理工作。为了叙述的方便、清晰,下面我们仍然用表1中的A、B、C、D、E、F、G、H、I九个英文字母分别代表9个家庭,而每家的父亲以F(father),母亲以M(mother),儿子以B(boy),女儿以G(girl),孩子的教师以T(teacher)来表示。比如,前述那位大学美学教授家庭A的父亲的代号就是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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