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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的中国儿童养育文化
2018年04月19日 15: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学金 字号
关键词:中国儿童;养育文化;育儿观念

内容摘要:早教中心、大型商场中的儿童乐园、语言胎教、两岁开始学英语、读绘本故事、“赢在起跑线上”,大多数中国人早已对这些与儿童养育有关的机构、行为和观念司空见惯。如果借用历史的眼光予以审视,人们就会发现当代中国儿童养育文化正在缓慢转型,其表现在科学育儿观念的形成与普及、家庭育儿合作关系调整、幼儿教育年龄提前、早教商业化和市场化、年轻父母群体焦虑等方面。这次转型是家庭结构和分工改变、脑科学研究和传媒技术发展、社会分化和竞争不断加剧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中国儿童;养育文化;育儿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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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教中心、大型商场中的儿童乐园、语言胎教、两岁开始学英语、读绘本故事、“赢在起跑线上”,大多数中国人早已对这些与儿童养育有关的机构、行为和观念司空见惯。如果借用历史的眼光予以审视,人们就会发现当代中国儿童养育文化正在缓慢转型,其表现在科学育儿观念的形成与普及、家庭育儿合作关系调整、幼儿教育年龄提前、早教商业化和市场化、年轻父母群体焦虑等方面。这次转型是家庭结构和分工改变、脑科学研究和传媒技术发展、社会分化和竞争不断加剧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育儿观念转变促幼儿教育发展

  在西方,儿童观念的创生与普及过程也是新兴社会群体冲破宗教和封建势力枷锁确立人本主义的过程。“白板论”和自然主义的儿童观釜底抽薪似地摧毁了人生而有罪的宗教观念,人的价值、尊严以及主体性得以确立。每个人都能接受且应该接受教育、“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类”的思想促成了现代学校教育的发展。现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客观上满足了工业社会大生产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要。但是,针对儿童的世俗化学校教育的普及又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在英国,直到19世纪中叶,让每一个儿童接受教育还没有得到家庭尤其是孩子父亲的普遍承认。强制的普遍义务教育以及国家应该教什么和如何教,是当时英国政党辩论的重要主题之一。19世纪30年代末,德国著名教育家福禄培尔开始创办正规的学前教育机构。他创办的幼儿园采取半日制,幼儿园也只是家庭教育的拓展和补充,而远非一种替代品。19世纪中叶之后,幼儿园才逐步传入英、美、日等国。幼儿园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责任反映了社会系统对教育系统的独特要求。

  在传统中国,儿童养育至少可分为上、下两级模式。占社会总人口比例极小的帝王将相和士绅子弟,从小就开始学习那些与社会秩序相配套的诗书、伦理、仪礼、艺术等方面的知识,以保持特定的文化优势。对于普通家庭而言,父母并未有明确和系统的教育观念。由于生存和生活的压力,大多数儿童与成人一起参与生产活动和公共生活,“小大人”在学徒与日常仪礼的熏陶中成长为与上一代相似的成年人。传统社会的这种教育分化本质上是通过在不同人中间传承不同的文化以维持既存的社会秩序。

  如历史学者左松涛所论,“直到晚清,传统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体系严密、运作有序的官立公共教育系统”。20世纪初,中国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幼儿园机构。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规定,蒙养院专为保育、教导3—7岁儿童。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将幼儿教育列入学制系统。“壬子癸丑学制”将蒙养院改为蒙养园。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学校系统改革令》,改蒙养园为幼稚园,接收6岁以下儿童。虽然学制系统对幼儿教育已有所关涉,但在社会动荡、经济发展迟滞的背景下,大规模的正规幼儿教育既无条件也无市场。从当时新式学校与私塾对学龄儿童的长期争夺战可以看出,儿童教育模式植根于特定社会文化的特性以及希冀教育引领社会文化变革的艰难性。1949年之后,城市双职工家庭的结构性需求推动了城市幼儿园的发展。囿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广大农村地区的幼儿养育责任还主要集中在家庭。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职场,同时教育竞争不断加剧,3岁上幼儿园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观念。总体而言,在以前相对同质化的时代,幼儿园或学前班没有沉重的学习负担和激烈的竞争,儿童是在宽松和相对自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育儿观念多元并存

  依照一种模式论的文化观念,养育文化至少包含与幼儿养育相关的认知模式、行为模式、情感模式、思维模式,以及隐藏在这些模式背后的规范、价值与信念。当代中国育儿文化转型突出体现于那种新近涌现的且具有引领性和时尚性的养育行为和养育观念。这些养育行为与观念通过网络媒介的助推,正在改变人们原有的行为模式和价值传统。不同世代、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之间的行为与观念的碰撞、冲突与协调正在成为一种常态。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传递育儿知识的文化传递模式被一种年轻一代指导年长一代的前塑文化(pre-figurative culture)模式替代。可以经常看到,年轻母亲将幼儿何时喝水、吃水果、听故事、学英语、搭积木、背唐诗等活动安排得井井有条,并嘱托孩子的祖父母也按照这些规划执行。在4—2—1的家庭世代格局中,年轻母亲利用互联网获得的专业知识指导全家的育儿行为,祖父母更多承担育儿执行者的角色,从而形成了社会学者肖索未所谓的“慈祖严母”的家庭合作育儿权力格局。这种模式不仅在城市家庭中非常普遍,在传统农村社区也并不鲜见。年轻父母与祖父母在育儿方面经常存在显性或隐性的冲突,祖父母相信既有经验和传统习惯,年轻父母则对科学育儿普遍持尊重态度。

  对于普通家庭的幼儿来说,父母长时间的亲情陪伴渐渐成为奢望。于是,玩具、读物、iPad成为了常见的补偿和替代品。年轻父母若在繁忙工作之余陪伴孩子到大型商场中的儿童乐园玩耍,便是很有责任心的表现。更为棘手的是,年轻父母要在不同的育儿观念与行为方式中抉择。传统的放任式育儿观念越来越被认为是老旧、过时的。无忧无虑的快乐童年与为以后激烈的社会竞争做好充足准备俨然成为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年轻父母不得不在儿童的当下生活与未来发展之间艰难抉择、周密筹划。“眼下就是未来”代表着一种新的时间观念和育儿观念。

  当代中国育儿文化转型的另一重要体现就是《三字经》《弟子规》及其他儒家经典被家庭和教育机构重新纳入到儿童早期教育中。这是中国寻求文化自信和伟大复兴的努力在儿童教育领域中的投射,但对于“选择什么”和“如何教”这一教育的核心问题,社会尚未达成普遍共识。诚如人类学家庄孔韶所言,中国早期儒学教化过程存在一种“理念先在”和“过化”的特征,这种特征也突出体现于中国传统的蒙学教育中。年轻父母也会经常发现,幼儿虽然能熟练背诵“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这些表现孝悌忠信的内容,但与孩子行为表现出的任性、过于自我形成鲜明对比。年轻父母对幼儿理想人格的期待,一方面受当代社会中日益广泛的平等、民主、尊重个性等新的伦理观念的形塑,另一方面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既有家庭结构的规约。儿童养育实践本质上是年轻父母不断体认历史与现实后的一种积极筹划。

  养育文化呈现市场化商业化倾向

  与此同时,市场化和商业化对中国儿童养育文化转型的影响极其明显而又深刻。与儿童养育相关的技术、信息、玩具、APP平台和其他文化产品影响着数亿人的家庭日常生活,而它们却是由少数商业精英制造出来的。应警醒地认识到,儿童养育的市场化和商业化模式以逐利为主要目的,并由那些控制着商业资本的精英、强大的组织网络和制度结构所主导。他们一方面利用和宣传最新的学习理论,另一方面也在制造着各种“非如此不可”的教育话语,这在幼儿早教和英语学习两个方面表现得极为明显。担心输在起跑线上的年轻父母一方面忙于照顾儿童的饮食起居,另一方面又深陷各种教育话语的漩涡。当代中国儿童养育文化转型表现为一种父母巨大的时间、精力、情感投入,以及与此连带的巨大经济付出。这也让许多一般家庭的父母身背重负,甚至难于招架。这也是中国重回“二孩时代”之后,一些年轻父母不愿再生育的重要原因之一。

  承继历史学家菲力浦·阿利埃斯的分析路径,有关儿童养育的主要责任在历史上大致经历了从共同体到家庭,再从家庭外溢一部分到国家和市场的过程。这实质上是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给教育带来的转变。总体而言,文化转型导致中国儿童养育结构从清晰明了到碎片斑驳,市场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强力整合的作用。在社会分工高度分化和专业化的当代中国,国家和政府在供给面向全体的普惠性幼儿园教育的同时,理应承担起更多儿童早期养育的引领、规范、指导、监督的职责,探索行之有效的家庭养育支持政策。中国版的“早期开端计划”应早日提上议事日程,以整合社会各方资源、建立科学合理的框架与机制,满足不同家庭和儿童成长的需要。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作者简介

姓名:陈学金 工作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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