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生于杭州,得名“杭生”,郑杭生教授在人们印象中是儒雅的江南文士。年近八旬,满头黑发,他戏称自己“蒙受了不白之冤”。朝杖之年,他依然忙于指导博士生,写作、调研未曾间断。他情愿以满头乌丝为凭,继续他所热爱并执著一生的社会学教学与研究。
关键词:郑杭生;人民大学;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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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新闻网之【人大之子】,2014年11月14日
生于杭州,得名“杭生”,郑杭生教授在人们印象中是儒雅的江南文士。年近八旬,满头黑发,他戏称自己“蒙受了不白之冤”。朝杖之年,他依然忙于指导博士生,写作、调研未曾间断。他情愿以满头乌丝为凭,继续他所热爱并执著一生的社会学教学与研究。
“嫁”给人大,开启哲学研究历程
郑杭生的小学和初中时代是在浙江余姚度过的。1944年开始,每天清晨,这个小小少年蹦跳着穿过阳明镇江南城的学弄去上学;六年以后,这个清俊少年又跨过姚江,考入了地处城北的余姚县立中学念初中。那时的他玩心不改,爱好文艺,经常偷着看《三国演义》,却也渐渐知道用功,同学来问代数、几何题目,他经常一边解答一边顺便就把自己的习题完成了。中学时期,他爱好广泛,在启蒙老师张斌的指导下开始学习钢琴,并且担任校合唱队指挥,还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了作品。
1953年,郑杭生初中毕业,获得“品学兼优奖”。面对杭州高级中学、宁波中学和上海中学三个选择,他决定报考上海市最著名的上海中学高中部。为着这所“知名度高,淘汰率更是高得惊人”的中学,他乘着小火轮沿姚江到宁波,再乘大火轮到上海。那年有8000人报考,录取名额只有400个,他以第153名的成绩被录取。
上海中学实行住宿制,为了争取更多的学习时间,郑杭生通常周末都在学校,并不是每个星期都回家。仅仅过了半年,他就是全班第一了。在上海中学,他曾经获得作文比赛一等奖,还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团员”。
1956年,高中毕业的郑杭生被保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从此,再没离开这座校园。对于这段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他笑称“一辈子‘嫁’给了人大”。
入学前的那个暑假,郑杭生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觉得挺有意思”。选择志愿时,看到哲学系的介绍里写着“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想到自己两种都喜欢,就申报了哲学系,成为当年人民大学首次招收的高中应届毕业生中200名哲学系学生的一员。在学制5年的哲学系,他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读了经典著作,聆听了何思敬、萧前等校内外名师的讲课。
1961年本科毕业之际,郑杭生面临着人生的一次重要抉择,“家庭出身不是太好”使他对自己的前途产生了迷茫。直到当年6月底,他接到组织通知,留在哲学研究所,担任萧前的助手。郑杭生后来回忆说,当时被同学们尊称“萧公”的萧前老师曾同他长谈,认为他“对马列经典著作比较熟悉,外语较好,文笔可以,人还勤奋”,给了他很多鼓励,消除了他多年藏在心底的压抑感。
留校后,郑杭生的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主要是在哲学领域。1961到1962年期间,萧前、吴传奇、关锋、陈先达主讲“辩证逻辑”,郑杭生先是担任助教、为哲学系本科五年级和研究班三年级辅导,第二年开始参讲这门课,第三年独立开课,后来还到北京大学为哲学系本科五年级讲课。本科毕业就当教师,三年时间里就能独立支撑一个课堂,这并非易事。教学工作之余,他也努力撰写文章、翻译著作,包括参与苏联哲学家柯普宁的《作为逻辑的辩证法》一书的出版翻译工作。
此后,历经“四清”运动的艰苦锤炼和“文革”期间“五七”干校的三年石匠生涯,因人民大学被停办,郑杭生随同整个哲学系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从1972年到1977年异地而处的岁月里,他常常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理论文章,还为北师大哲学进修班、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人大哲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反杜林论”课程,讲授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
粉碎“四人帮”后,郑杭生集中力量从哲学的角度进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在主要报刊上发表了近20篇文章,其中,发表在1977年《红旗》杂志的《批判折衷主义,还是攻击两点论》一文,先后被翻译成英、法、德等多种文字。针对当时长期困扰我国理论界的“阶级”属性问题,他曾与李秀林合作在《人民日报》发文,对“阶级是一个广泛的社会范畴”提出了质疑。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郑杭生和李秀林、吴树青合著的《〈论十大关系〉中的辩证法》。
翻看那个阶段郑杭生的文章和著作,都贯穿着把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起来这条主线。此后,他开始参加由社会学家费孝通主持的社会学“月谈会”,并与人合作翻译了《现代资产阶级理论社会学批判》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