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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范式与经验之间——我们如何接近问题
2015年06月23日 12:58 来源:《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4期 作者:陈映芳 字号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对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接近知识本身,必须避免“范式—经验”这种被设定的二元关系的断裂性。长期以来,在社会学界中隐含着一种将“西方—中国”之间的异质性简约化、本质化的倾向。

关键词:中国;学者;社会学;西方;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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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对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接近知识本身,必须避免“范式—经验”这种被设定的二元关系的断裂性。长期以来,在社会学界中隐含着一种将“西方—中国”之间的异质性简约化、本质化的倾向。因此,建立一个跨越东西方、跨越民族国家及文化的学科共同体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者与范式和经验的关系,以及其在范式与经验之间的主体性作用,为社会学者提供了范式和主体双重超越的平台。明确社会科学界的社会角色,正确地确立范式和方法、确立问题意识,可以防止范式与经验之间的断裂和错位,超越“范式—经验”的二分。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培养这种认清困境、超越困境的意图和能力。

 

  好吧,请不要沮丧,不要有投降并且企图退出的想法。社会学的知识看起来是惊人的。但是它的大部分是关于你所知道的和有强烈的感受的,并且是关于你已经经历的事情的,你将要发现,你的努力会有丰富的回报。当然,你要做你力所能及的事情,此外,还有社会学的出版物来帮助你。并且其他的一些有类似的任务的人也以一种相对不疲惫的方式来接近社会学知识的主体。

  ——齐尔格特·鲍曼《通过社会学去思考》,P.253

  

  一、如何看待中国社会学的“先天缺陷”?

  1.关于中国社会学的性格特征

  一直以来,笔者时不时会念及一个问题:在今日中国从事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真的很有意思吗?反顾自身,把自己视为特定时空情景、特定关系中的一个对象来加以观察,这可能是不少社会学者乐此不疲的个人小游戏。但是现实中,远不似游戏那样轻松。 

  社会学界前辈、台湾大学原社会学教授叶启政先生,曾就现代中国,包括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的中国社会学的性格特征作过论述。他将其归纳为四种基本性格:实用性格、实证性格、移植性格、加工性格(叶启政,1991)。细细读来,这些如影随形般难以摆脱的性格特征,每一条都可能让后学者因气馁而思放弃。相信每一代中国新学人中,都不乏对“实用工具性”的学术品格以及作为“粗糙加工品”的学问不屑而向往做独立纯正的学术的有志者。然而,正像社会学主义本身所暗示的那样,任何社会事实都是历史的、社会的产物,学者或学术也同样无法逃脱种种结构的、文化的规定性。

  以实用工具性的性格特点而言,就像叶启政先生在对中国社会学性格形成的历史缘由所作的中肯分析中提及的那样,中国的社会学之所以以实用主义为旗帜,最初虽然是因为应付社会生存危机的工具理性需要,但是,随着列强退出中国与中国人的力图振兴,产生国家危机意识的条件逐渐消失了,而中国社会学的实用性格却一直延续了下来。这是因为,一方面,现代社会学、特别是美国社会学,作为福利社会体制下的工具之学,它具有被用来了解社会现象、用以增进改善人类社群关系以达控制之功效的一些基本性格,这些特征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有某些契合之处。而另一方面,1949年以后,在海峡两岸,社会学界在不同程度上都曾经历了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为了能在大学和国家科研体制中获得学科的恢复和发展,社会学者不约而同地用强调社会学的实用价值的方式,来为社会学正名,从而说服权力,为社会学争得必要的生存空间(叶启政,1991)。因此可以说,中国社会学的实用性格的形成,不仅是历史使然,也与西方社会学和本土的现实政治结构有关。

  至于其他诸种性格,例如拷贝西方社会学或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提供原始素材等问题,苛刻一点地说,它们就像是中国社会科学无法抹去的一种基色,渗透于我们自身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和学术风格甚至学科体制之中了。

  然而,身处现实中国,即使上述这些特性让我们感到尴尬,即使我们能够试着抵挡附着于学术之上的个人功名利禄——这有多难!——我们又如何能抵御“中国作为社会学主题的田野”的那种诱惑?这样一个社会,正处于激剧变动之中,它到底在发生些什么?又会变成什么?种种令人咋舌的奇迹,伴随着让人不安的张力和冲突……不夸张地说,社会学者无论怀揣什么样的意趣,都可能在这儿发现令人兴奋的挑战性题目,也完全可能撞到一大堆充满刺激的经验素材。忽如一夜春风来,一度已成为社会学的荒芜僻地的中国社会,如今俨然成了世界社会学界的热门议题。

  更何况本土学者、华人学者,是的,对于被中国的政治文化浸泡大的绝大多数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而言,关注中国的命运、探索民族的问题,几乎是天经地义的职责和志趣。似乎不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哪所大学,在中国学生和中国学者那儿,“以中国为议题”都是个不二的选择。我想我们甚至很少会正经八百去思考、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是为了中国的问题(譬如“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做社会科学的研究?大致而论,抽象的“人”及其价值,或者具象的“个体”或“人类社会”的价值及命运等,以前没有、现在也仍然没有构成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群体的最重要的研究动力和思考冲动。

  尽管如此,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依然必须前行。即使只是为了解、说明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作为社会学者,我们必得让自己保有这样一种信心:获得观察、说明人类社会的自由的最终可能——哪怕只是身处必然王国而向往自由王国的那样一种姿态,对我们仍然无比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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