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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唤醒视角下的单位认同研究
2015年07月02日 15:58 来源:《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6期 作者:张晓溪 字号

内容摘要:认同作为一种认知,存在一个觉醒、觉知的过程,即认同是在制度与个体相互交往的进程中被逐步唤醒的。认同唤醒表述的是认同嵌入的结构与场域的状态与进程问题。在差异、不同与比较之中产生的认同多维性使认同唤醒具有更多的社会性与意义。中国单位制的认同唤醒是在制度的起源、变迁等结构、场域中展现出来的。诸多单位制方面的研究,隐含着不同层面的认同唤醒问题,在探究单位制度起源问题上隐含的认同唤醒问题、在单位制度变迁与个体生存理性之间关系的探究上隐含的认同唤醒问题以及分析单位内部权威结构与集体行动时所覆盖的认同唤醒问题。认同唤醒的本质,其实是对单位制度变迁及其内外部“关系束”的唤醒。认同唤醒是在行动场域、互动关系之中产生的,是做成的,不是现成的。

关键词:认同唤醒;单位认同;单位制度;组织社会学;社会学

作者简介:

  摘要:认同作为一种认知,存在一个觉醒、觉知的过程,即认同是在制度与个体相互交往的进程中被逐步唤醒的。认同唤醒表述的是认同嵌入的结构与场域的状态与进程问题。在差异、不同与比较之中产生的认同多维性使认同唤醒具有更多的社会性与意义。中国单位制的认同唤醒是在制度的起源、变迁等结构、场域中展现出来的。诸多单位制方面的研究,隐含着不同层面的认同唤醒问题,在探究单位制度起源问题上隐含的认同唤醒问题、在单位制度变迁与个体生存理性之间关系的探究上隐含的认同唤醒问题以及分析单位内部权威结构与集体行动时所覆盖的认同唤醒问题。认同唤醒的本质,其实是对单位制度变迁及其内外部“关系束”的唤醒。认同唤醒是在行动场域、互动关系之中产生的,是做成的,不是现成的。

  关键词:认同唤醒;单位认同;单位制度

  作者简介:张晓溪(1973—),女,博士后研究人员,副教授,法学博士,从事组织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研究。介入单位制度这一研究议题初期,笔者认为只要理清认同的主体、对象以及具体内容与形式变化,即可解释清楚问题的实质。然而,当深入研究与思考后发现仍存在未被关注的问题。比如,很多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不久后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造就了高度集中的劳动就业和工资分配体制,因此也形成了“制度性依附”为基础的工厂秩序。它稳定、有序,获得工人的高度认同[1]。“它(中国)的政府有不同寻常的组织能力,并且能将其政治意志贯彻到最基层,实现其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2]此时,单位认同占据了中国城市生活的全部,成员以全面依赖对单位组织高度认同。在“个体——单位——中国”重合的情境中,单位“几乎构成了一种强制性的组织认同”[3]。这种高度认同让我们思考,它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认同”这一话语何时成为单位人的关切重心、又是怎样进入学者视域的?在没有差异与比较、没有个体与组织制度充分互动的条件下,这种“单位”的认同问题是不是还需要进一步追问?认同作为一种认知,它存在一个觉醒、觉知的过程,也就是说,认同是在制度与个体相互交往的进程中被逐步唤醒的。现在我们需要将认同从描述转向解释,从结论转向反省——对原有的认同研究进行一种翻转,以此探究认同是如何唤醒的。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单位制度变迁与集体认同的重构研究”(12CSH07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单位制度形成及变迁研究”(11&ZD147)

 

  一、认同唤醒:相关研究及启示

  在西语中“identity”即认同其含义为个体进行自我分类以激发其按照组织的利益行事。它直接涉及我是谁或我们是谁、我在哪里或我们在哪里的反思性理解。“identity”通常又被译成同一性、统一性或身份,它是对“某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认可,其中包括其自身统一性中所具有的所有内部变化和多样性,这一事物被视为保持相同或具有同一性”[4]。认同自身隐含着与相似、差别、分类、尊严、满足等等问题相关,即在这些范畴的比较中社会认同获得价值与意义,它包含情感与行为两个层面[5]。社会认同研究路径建立在特定假设基础之上,这些假设涉及人类和社会的本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具体包括,社会是由社会范畴(如民族国家、种族、阶级、性别、职业、宗教等)组成的,这些范畴在权力和地位关系上彼此相关。而认同唤醒并不一定带有认同结构的全面确定性,但是却与对社会制度、场域变迁的反思与认知密不可分。当个体与组织制度互动时,需要对制度结构、社会场域变化的分析与比较,在差异、不同与比较之中产生的认同多维性使认同唤醒具有更多的社会性与意义。

  认同是如何唤醒的?吉登斯援引本体性安全和生存性焦虑这一理论视域,阐明了在现代性的场景中自我认同是如何唤醒的。吉登斯提出,“由于现代制度的导入所引起的日常社会生活的嬗变,从而与个体生活进而也与自我以一种直接的方式交织在一起。”然而,自我的多重性——主我、客我与宾我在分离与分化过程中产生的非我提供了自我呈现的潜在空间。自我认同假定了反思性觉知的存在,就是在“自我意识”这个术语的意义上,个体具有能动的非意识。“人类能动者的可知性,并不局限于对其行动条件的话语意识。能够继续下去的诸多因素是在实践意识的层面上完成的,并被容纳到日常活动的连续性中。实践意识和行动的反思性监控融合在一起,但它是‘非意识的’(non-conscious),而不是‘无意识’的(unconscious)”。吉登斯坚持,个人认同与特定情境紧密相关,并在特定的情境下催生出来。即“个人的认同不是在行为之中发现的,也不是在他人的反应之中发现的,而是在保持特定的叙事进程之中被开拓出来的。”这种相关性实为现代性的反思,“现代性的反思性已延伸到自我的核心地位。或者说,在后传统秩序的场景中,自我成为反思性投射。个体生活中的变换总是需要心理重组,它在传统文化中常常以过渡的仪式(rites de passage)被仪式化。”[6]

  哈贝马斯试图进行反省式建构,将集体认同用来分析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呈现的交往互动形式。他提出,随着传统社会向后传统社会的转型,集体认同也不能再依赖于那些非反思的授予性特征(如文化传统),它必须通过参与程序由社会成员集体决定:“个人不再从传统的、非反思的集体认同中获得构建个人认同的源泉;相反,他们共同参与文化与集体意志的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集体认同需要他们共同的塑造。”“个人认同的解中心化和集体认同的解中心化是两个相互补充的过程。……因不加批判而得来的传统文化与规范对于已经启蒙了的个体不再具有说服力,因而,只有那种经过主体间交往并体现了个体的自主性的集体认同形式才会在现代社会取得合法性。”[7]集体认同并不必然表现为单一主体、单向度的行为特征。在哈贝马斯看来,传统的集体认同需要唤醒,需要在参与行为中体现双向互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此,集体认同的唤醒在个人认同的解中心化和集体认同的解中心化这两个相互补充的过程中建构并生成。

  与前两位理论家相比,卡斯特直言不讳地指出,合法化认同的根源正在面临枯竭。“公民社会的制度与组织是围绕着民主政体之国家,以及围绕着资本与劳工之间之社会契约而建造的,大体而言,已经变成了空壳,在许多社会中越发不能关联上人们的劳动与价值。……认同的分解,相当于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社会系统的社会之分解,正是我们历史时期的情境。这并不意味着新的认同必须浮现,新的社会运动必须重建社会,以及新的制度朝着‘歌颂明天’之重建。……然而,强有力的抵制认同(resistance identities)浮现出来,拒绝被全球流动与激进的个人主义所冲走。虽然这种抵制认同并不限于传统价值,但是,仍然会期待变成计划认同(project-identity)的浮现,能有潜力重构一种新的公民社会。”[8]看来,在卡斯特的思维世界里,这种认同的力量在于解组与重构的双重性期待。

  认同唤醒不仅源于承诺型认同(identity commitment),更源于冲突型认同(identity militancy),这是心理学研究领域给予的启示。晚近几年,心理学领域中的认同研究使学科交错与互动的社会意义尤为凸显。学者Ibrahim A. Kira等考察,当集体认同创伤感不断被感召、评议之时,冲突型认同便会不断增强,因而认同知觉不断唤醒。任何对于集体认同创伤感、生存创伤感的正面评价都会预示着冲突型认同而不是承诺型认同这一结果[9]。对于认同唤醒来说,冲突型认同会引发难以控制的社会后果——比如直接袭击等。

  与国外学者相呼应,国内学者虽然大多没有直接探讨认同唤醒,但却在现代性及其后果上试图揭示认同所嵌套的结构与情境。梳理了国外认同理论之后,周晓虹教授认为,“社会”是个体置身于其中的群体关系背景。在这个背景下,个体对群体的认同被放在解释个体行为的核心位置上[10]。透过学者姚德薇对认同多学科流变的追踪,可间接得出一个结论:社会学意义上的认同大多是在“现代性”这一维度上言说的,认同是在“现代性”——社会变迁与社会价值感、相似性、社会凝聚力这一意义上唤醒的。因为现代性出现了“问题”,如社会公共道德的褪色、恒久价值的晦暗以及消费社会政治自由的丧失,由此导致个体与群体的认同浮现“危机”[11]。学者詹小美、王仕民提出,因全球化扩张对民族国家内部排斥机制的结构性侵袭以及社会转型的影响,承载文化认同的政治认同正在面临现实式微危机[12]。无独有偶,学者金太军、姚虎也认为,在“流动的现代性”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国家所面临的结构性难题是“怎样获得国家认同”已置换为“国家认同何以可能”的问题[13]。由此,国家认同正在被外部的全球化时代、内部的社会转型重新唤醒。与上述结构情境视角的分析相较,学者郭台辉突出了“公民身份”这一认同的个体化属性。他援引卡斯特的三种认同类型——合法化建构的、拒斥性的和重新规划的认同,将公民身份与认同统合起来,进行内外分形的结构分析[14],揭示了民族国家整合路径下认同唤醒的复杂性和持续性。总之,无论是宏观、微观的考量,还是虚、实层面的解释,认同唤醒都与“危机”存在不解之缘,这是整个人类社会正面临的焦点问题。

  上述相关研究可获得诸多启示。将认同与现代性融合起来考察,现代性从传统秩序的解组过程中诞生,并将秩序的反思性与个体的反思性认同(如开始寻求自我,自我安全、社会信任等等)置于同一情境之下,传统与现代同时被反思、认同被唤醒。这种认同唤醒不仅能在承诺型认同体系之中觉察,而且在冲突型认同中也容易让人觉知。总体上,这种认同的危机表现为价值感的失落与社会凝聚力的低迷,认同的唤醒同样伴随着“变动”而产生。如社会分化、社会解组、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风险的叠加。因此,这种认同唤醒基于人类社会本性——即“社会学”探求的“人类何以能够共同生活”这一根本问题而引发。人类愈是现代、愈是文明,愈是需要思索人类存在的本原性问题——“社会的本性”能否诉诸当下焦虑的个体之上,诉诸个体主观意义的理解性之上?假如可能,原有的思考路径需要进行一种翻转,即韦伯意义上的方法论转换:从社会转换到个体,由此推演,认同的唤醒是不是在个体自身存在的意义上(这种意义表现为个体对所处的制度场域及相互关系、行动特征的理解与阐释)追问与探索才是真实有效的?

  实际上,不容置疑的一点是,认同唤醒表述的是认同嵌入的结构与场域的状态与进程问题。也就是说,关于认同,我们不能仅仅就认同观察认同,而首先应该在环绕认同周围的场域与结构来考察,才能真切明了认同。因为中国单位制的认同实质上为制度的起源、变迁形塑了认同的发生,而认同唤醒是在制度结构、社会场域当中展现出来的。如果借助社会学家特纳在《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中有关社会结构水平的分析,那么单位制的认同唤醒嵌入的社会结构情境可表述为这样一个模式(见文后图1)。如将其再次延伸,问题即一目了然。特纳的情感唤醒跟交易需要、社会结构与文化三个层面紧密相关,如果从主体与结构互动的角度来观察,认同唤醒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即为个体在单位组织内存在状态的流变;二是制度变迁。这里的问题是,两者的关系是在怎样一个社会情境下互动的?这种认同唤醒在制度给付与生存状态之间是怎样激发的?这即为单位制认同研究中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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