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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现代化:从政治叙事转向生活实践
2016年12月23日 12:09 来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赵孟营 字号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社会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已经借助于政治叙事获得了合法性,但这种合法性仍然停留在意识形态阶段,而提出社会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本意是要解决当下中国社会领域的各种现实问题,因此必须通过生活实践本身来确立其现实合法性.转向生活实践的关键路径是区别与顶层设计和底层设计有别的中间设计:以“善治”为导向的治理机制,这一治理机制包括四个基本成分,即政府理性主导机制、合法化的委托—代理机制、有限责任分担机制和可持续合作动力机制。只有将社会治理推进到生活实践并经由生活实践不断调整、反馈,才能逐渐形成具有普适性的经验,通过对普适性的经验的总结和推广,才能够建构合理有效、实践导向的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机制,才能够最终科学界定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格局中的位置。

关键词:社会治理;生活实践;政府;合法性;政治叙事;治理主体;现代化;善治;统治;设计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社会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已经借助于政治叙事获得了合法性,但这种合法性仍然停留在意识形态阶段,而提出社会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本意是要解决当下中国社会领域的各种现实问题,因此必须通过生活实践本身来确立其现实合法性,这就要求社会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从政治叙事转向生活实践。转向生活实践的关键路径是区别与顶层设计和底层设计有别的中间设计:以“善治”为导向的治理机制,这一治理机制包括四个基本成分,即政府理性主导机制、合法化的委托—代理机制、有限责任分担机制和可持续合作动力机制。生活实践的“善治”实现就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完成,其主要标志就是理性化的治理主体关系结构的生成。

  关 键 词:社会治理现代化/社会治理机制/政治叙事/生活实践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与西北民族社会治理研究”(14JJD880007)

  作者简介:赵孟营,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北京 100875 赵孟营(1966- ),男,江西瑞昌人,社会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从事组织社会学研究

  

  一、社会治理的政治叙事及其转向

  人们只要稍具中国社会的常识,就必然会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本质上是中国社会领域的一场革命性变革,这样的变革如同1979年开启的经济改革一样,一方面必将经历艰难复杂的博弈过程,另一方面也必将带来中国社会的跃迁式进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柔性威权主义体制[1](PP.4-5)而言,宏大政治叙事通常是合法性的主要表现和主要依据,经济改革或者说经济现代化进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社会改革或者说社会治理现代化也正在证明着这一点。社会治理的政治叙事模式与其他重大变革的政治叙事模式相似,基本是沿着舆论预热—领导人讲话—中央政治决议—政府宏观政策这一路径展开叙事过程的,而每一个环节都会有充分的酝酿和讨论。在“社会治理”术语出现在领导人讲话之前,舆论已经围绕相关内容进行了较长时间的预热,只不过使用的是一个相近的术语“社会管理”而已。2011年“社会管理”的主导地位达到了高潮:这一年最流行的相关政治术语和学术术语是“社会管理创新”,当年围绕社会管理创新所发表的研究成果、举行的各种研讨会、召集的各种经验交流会以及设立的研究机构呈现了爆发特征,“社会管理创新”获得了权力精英和学术精英高度的共同认可。而“社会治理”本身最早成为政治叙事是以最高领导人讲话这种权威文本方式呈现的:2012年7月23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讲话中提出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1](PP.259-260)。不过,或许是长期积淀的话语惯性的影响,最高领导人讲话中的新词语“社会治理”并没有在当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政治报告中如期替代“社会管理”,而直到次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才正式确立了“社会治理”的话语地位[2]。2014年学术界对“社会治理”的讨论出现了一个高潮。2015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提出了“社会治理精细化”的表述,这就预示着“社会治理”将从理念转向政策设计[3]。2016年3月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专门用了一篇(第十七篇“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共四章(第七十章至第七十三章)的篇幅来表述国家(中央政府)关于社会治理的相关宏观政策。至此,历时不到三年的时间,“社会治理”的政治叙事意义上的合法性已经完全确立。

  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人们应当清晰地意识到:社会治理在政治叙事中的凸显乃是权力精英对于生活实践的一种理性回应,而社会治理在本质上则是生活实践的主题。社会治理的提出源自生活实践的强烈需求,社会治理的内涵是由生活实践所赋予、所定义的,社会治理的目标就是生活实践中人们的未来预期。当权力精英不能够理性回应生活实践面临的各种挑战时,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必然会受到影响;而当权力精英回应了生活实践的挑战但无法解决生活实践的挑战时,国家统治的合法性也必然会受到影响——人们会质疑权力精英的统治能力。因此,在当下“社会治理”已经获得政治叙事的合法性、已经表达了权力精英的理性回应的时候,如何推进“社会治理”从政治叙事迈向生活实践的具体行动就变得极为关键了。

  首先,只有将“社会治理”从政治叙事转向生活实践,才能够真正科学界定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格局中的位置。无论是在权威话语体系中还是在学术话语体系中,基本的共识是社会治理乃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乃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有机成分。但是,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格局中“精细化”的位置,诸如活动边界、权力边界、制度边界,等等,至今仍缺乏科学合理的界定。这种位置“模糊”状态带来了两个方面的消极影响:第一个方面是国家统治层面的社会治理活动无法建立有效一体的领导体制(因为涉及领导部门之间的职能关系如何协调);第二个方面是基层管理层面的社会治理活动无法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有事无人管”、“有人无事管”、“有人管多事”、“有事多人管”这四种不合理的现象并存。这两个方面的消极影响若不解决,则社会治理的政治叙事最终难以合理自洽,反而会增添人们对国家统治合法性的负面评价。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中位置的界定依靠政治叙事或理论研究本身是无法完成的,因为政治叙事或理论研究既无法完整把握当下生活实践的全貌也无法准确地预知生活实践的走向。只有将社会治理推进到生活实践并经由生活实践不断调整、反馈,才能逐渐形成具有普适性的经验,通过对普适性的经验的总结和推广,才能够建构合理有效、实践导向的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机制,才能够最终科学界定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格局中的位置。

  其次,只有将“社会治理”从政治叙事转向生活实践,才能够真正巩固和强化国家统治的合法性。“社会治理”进入政治叙事,表明了权力精英对生活实践的回应,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人们对国家统治合法性质疑的作用,但是国家统治合法性的巩固和强化则必须以生活实践的善治实现为根本基础,这一结论源于以下三个基本事实。第一个基本事实是生活实践的危机是国家统治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尽管国家统治合法性危机的呈现方式有多种多样,尽管国家统治合法性危机的过程有多种多样,但是,归根结底,任何社会体系内部的统治合法性危机的根源都是人们对于生活实践中遭遇的不公正境遇的焦虑、不满和反抗。个体在生活实践中的负面情绪和行动逐渐汇聚,一旦形成多数人的共识或引导性舆论,则国家统治合法性危机就无法避免。第二个基本事实是人们在个人生活实践中的境遇是人们对国家统治合法性判定的切身依据。在社会体系内部,能够以整体宏观视野来判定国家统治合法性的社会成员往往是少数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多数社会成员既没有接受足够的理性思考训练也没有充裕的理性思考机会,他们只能以自身生活实践的状态为依据来讨论相关的公共话题。例如,根据自己子女受教育的状况来讨论教育公平性问题、根据自己的收入水平来讨论经济公平性问题,等等。当社会成员满意于自身的生活实践境遇时,必然就会增强对国家统治的合法性认同。第三个基本事实是生活实践的“善治”是国家“善治”的起点和终点。一方面,从“统治”到“治理”的概念转换本身就意味着公共权力向生活实践的让渡,因此生活实践的治理是国家治理的起点。另一方面,国家善治的终极目标必然是让人民获得满意的幸福生活,只有生活实践的善治的实现才标志着国家善治的彻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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