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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途径、机制与能动性初探
2016年11月29日 09:11 来源:《社会学评论》 作者:曾向红 陈亚州 字号

内容摘要:依据抗争主体对社会变迁过程中衍生的社会心理危机、文化认同危机、社会资源分配危机和政权合法性危机所作的不同回应,本文将抗争政治划分为“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与“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四种类型。二、抗争政治的基本类型及其影响社会变迁的过程不同类型的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具体过程存在差异,因此在分析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具体过程之前,首先需要对各种各样的抗争政治进行必要的归类。不过,为了较为系统地区分不同抗争政治发生的内在动力,以及不同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具体机制,本文结合抗争政治的爆发原因与具体诉求,将抗争政治分为“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和“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四种基本类型。

关键词:抗争政治;社会变迁;影响;动员;研究;利益;社会运动;要素;危机;能动性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了抗争政治研究中一个亟须认真研究但尚未深入探讨的问题——抗争政治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依据抗争主体对社会变迁过程中衍生的社会心理危机、文化认同危机、社会资源分配危机和政权合法性危机所作的不同回应,本文将抗争政治划分为“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与“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四种类型。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它们各自影响社会变迁的具体途径与机制,并将它们分别提炼为“呈现模型”、“塑造模型”、“分配模型”与“变革模型”。此外,文章进一步阐述了抗争政治的能动性与其实现社会变迁程度之间的关系,即抗争政治实现社会变迁的程度受到自身动员规模、策略选择、组织水平等社会运动内部诸要素的影响。尽管如此,抗争政治实现社会变迁的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抗争政治的动员规模、策略选择与组织水平中任何单一因素,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 键 词:抗争政治/社会变迁/群体性事件/资源动员

  标题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东国家的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研究”(13XGJ001)。

  作者简介:曾向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运动理论、中亚与中东问题研究、国际关系理论;陈亚州,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21世纪以来,社会运动、革命、群体性事件等各种形式的集体抗争行为在世界范围内重振旗鼓。其中一些抗争事件如2003-2005年前苏联地区发生的“颜色革命”(Colour Revolution)、2010年年底以来波及西亚北非的中东变局和2011年蔓延至世界范围的“占领运动”(Occupy Movement)等,不仅对本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发生后即向其它国家和地区扩散,形成了跨国集体行动。随着全球抗争政治的兴起和我国公民权利意识的显著提高,近些年国内群体性事件在数量明显增多的同时,群体性事件的类型也正从刺激—反应型向主动型转变。(赵鼎新,2006)在社会转型与社会矛盾频发期,如何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成为我国当前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抗争政治再次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与世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迁具有密切关系。抗争政治一方面是社会群体被动应对社会变迁产生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主动塑造社会变迁的重要行为体,后者在现代社会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在此背景下,不仅需要研究抗争政治的成因与发展机制,而且更应加强对抗争政治的结果特别是其对社会变迁影响的研究。

  抗争政治的结果与抗争政治的影响这两个问题尽管联系密切,但各自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前者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如何界定抗争政治的成败,分析哪些因素更有利于抗争政治取得成功,如何在特定的抗争政治与观察到的结果之间建立因果联系等。后者主要回答抗争政治能对社会变迁产生哪些影响,抗争政治如何作用于社会变迁等问题。关于抗争政治结果的研究,目前学界主要围绕以下主线展开:其一,界定抗争政治成败的标准与探寻有利于抗争政治成功的内部特征。学者主要尝试在策略(破坏性策略还是温和性策略)、组织(组织化水平高还是组织化水平低)等要素与抗争政治能动性之间寻找因果联系;(Gamson,1990;Cai Yongshun,2010)其二,学者们尝试将抗争政治置于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以检验公共舆论、政治机会结构等因素作为干预变量对抗争政治结果的影响。这也是学者目前较为普遍的研究旨趣。(Giugni,1998;冯仕政,2013:205-206;Giugni & Passy,2001;Leon Mann,1993)其三,区分抗争政治的结果。对此,威廉·盖姆森(William Gamson)进行了充分的实证研究,(冯仕政,2013:203)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2002:321)明确提出了抗争政治的四种效果,马可·朱格尼(Marco Giugni)(2002:13-18)倡导运用比较分析法、过程追踪法与反事实推理相结合的方法辨析抗争政治的结果。王鹏(2010:5)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认为,抗争政治最终会有“被镇压”、“制度化”与“实现民主转型”三种结果。肖唐镖和孔卫拿(2011)在回顾国内群体性事件总体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群体性事件的后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等多个层次,应有多元化的测量视角。

  相比而言,对抗争政治如何影响社会变迁以及如何衡量抗争政治对社会变迁的影响程度等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被大部分研究者所忽视。即使在抗争政治研究中发展相对成熟的社会运动研究领域,这一不足也体现得较为明显。这主要是因为,自20世纪初社会运动研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以来,学者的研究活动始终围绕社会运动的成因与发展规律这两个核心议题展开。(赵鼎新,2005:171)由于集中关注这两个核心议题,因此导致对社会运动如何作用于社会变迁以及如何识别社会运动的结果等问题,尚未开展深入的讨论,以致后来有学者对此进行反思时指出,“对社会运动结果的研究是现有文献中最受忽视的课题之一”。(Giugni,1999:14-15)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加强了对抗争政治作用的研究。此后,抗争政治的影响与结果逐渐得到研究者的重视。表现之一是发表在美国主流社会学期刊上有关该议题的论文数量呈上升趋势。(Amenta et al.,2010:2)此外,针对现有研究不足,朱格尼、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和蒂利等专门组织社会运动研究领域的一些知名学者撰写了论文集——《社会运动何以重要》(How Social Movements Matter)(Giugni et al.,1999),此书对抗争政治的影响类型与结果确认做了有益的集中探索。不过对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具体路径等,尚未展开充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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