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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场域中社区性治理与技术性治理的整合机制研究
2021年02月03日 09:48 来源:《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6期 作者:董磊明 欧阳杜菲 字号
2021年02月03日 09:48
来源:《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6期 作者:董磊明 欧阳杜菲
关键词:社区性治理;技术性治理;制度化经营;民情;整合机制

内容摘要:

关键词:社区性治理;技术性治理;制度化经营;民情;整合机制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面临突如其来的超越社区的新冠疫情蔓延之势,乡村社会的陌生化、去集体化与内生性权威的削弱使得仅凭社区性治理资源远远无法应对流动性社会中的风险治理。乡村日益被纳入国家权力的集装器中,需依赖国家确立理性的防疫规则、以庞大的技术装置来实现对流动的潜在传染源的排查并建立超越地方性的联防联控体系。然而,看似强大的技术性治理却存在悬浮于社会之上空转的隐忧。在现实运作中恰恰是话语转译、信息拼接与社会组织化等机制,将技术性治理与社区性治理有机整合起来,才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和合共生。

  关 键 词:社区性治理;技术性治理;制度化经营;民情;整合机制

  基金项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重点研究课题。

  作者简介:董磊明,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欧阳杜菲,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

  2020年春节前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与此同时,大量在外务工经商人员回乡过年,他们中夹杂着潜在的病毒携带者。这种突如其来的未知且不确定的风险打破了乡村原有的平静。即使是偏僻乡村的一个普通农民也因人员的广泛流动、统一市场的全面覆盖、现代国家权力的深入腠理而与其他地区的人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局域性的一点火星可能演化为影响全域的燎原之势。这指引我们将目光聚焦于乡村场域中国家系统性、技术性的防疫力量如何与乡村既有的社会网络互动交融,国家制定的防疫规则如何与乡村风俗情理沟通转化,使得基层防疫之网编织于全国各地。

  从总体上看,疫情的防控是潜在传染源①的排查与管控、普通群众行为约束以及疑似与确诊患者救治等构成的一整套系统工程。潜在传染源若未及时发现并管控,其流动将会产生新的潜在传染源;普通群众若与潜在传染源接触也将可能成为新的潜在传染源;潜在传染源中又会出现疑似或确诊患者需被纳入医疗系统接受救治。由此可见,三者是彼此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一环紧扣一环。由于救治疑似与确诊患者主要依赖于城市医疗这一专业化的系统,专业系统与乡村社会相对脱嵌,而排查潜在的传染源和约束村民的行为是对不同类型的人群区别化对待、有针对性地管控传染源和及早发现新出现的疫病患者的关键环节,且在乡村场域中有更为丰富的展现。因此,本文将研究的重点放置于乡村社会有针对性地排查潜在传染源和普遍性地规约村民日常行为这些社会事实之上。

  乡村场域是国家与乡村社会接榫的中间地带,其疫情防控的实践恰恰深刻体现了变迁中的流动性的乡村社会与不断理性化的国家机器是如何交织互动的。因此,在国家与社会这一分析视野下,我们将乡村场域中的治理分为社区性治理与技术性治理。所谓社区性治理指的是基于乡村社会某种程度上依然是一个情感与价值共同体,有其自身内在的社会结构与地方性规范。因而,社区性治理在具有复杂性、模糊性与乡土性的乡村场域中,往往借助乡村社会内生的权力结构与风俗民情,以情境化、人格化的情理来影响治理对象的行为与情感。而技术性治理正是国家作为理性的制度化经营组织的外在表现,其精神内核恰恰是国家作为技术装置的隐喻。具体而言,技术性治理是运用一套技术化的手段、以标准化与去人格化的成文法规影响治理对象的行为与情感。

  本文笔者对湖南秀水镇两个村庄联防联控的实践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观察,既站在现代国家的视角观察乡村内生力量的不足,又立足于乡村社会的视角反思庞大的国家经营机器的限度,经过两者参照互比之后,最终落脚到何以将国家技术性治理的力量与乡村社区性治理的力量衔接整合这个更为实质性的问题上。

  二、乡村社区性治理资源的流失

  随着中国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大规模的中青年人从乡村流向城市,乡村不再是人们“生于斯,长于斯”、不流动、同质性的乡土社会,人员的广泛流动使得任何乡村都无法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中独善其身。疫情的防控也超越了社区边界,仅凭乡村社区内部的资源已远远无法应对这一系统性的风险。

  虽然人们还保留着先赋性的血缘与地缘纽带,但是流动并进入工商业生产大体系所带来的职业分途、经济分层乃至生活世界的分化,使原本守望相助、患难相恤的共同体逐渐走向陌生化。共同生活这一集体意识与集体情感赖以形塑的基础变得时断时续后,原有的集体记忆日益消淡,彼此共同实践与守卫的公序良俗和价值世界也日渐失去根基。以往乡村自治所凭借的道德规范、集体力量和权威体系这些内在于社区的治理资源不断流失,那么,仅凭乡村内生力量应对疫情会面临诸多困境。

  (一)熟人社会的陌生化

  起初,曾在湖北工作或生活的村民像往年一样陆续回到村庄,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疫情乍起,当村民们意识到湖北回乡的村民可能成为新冠肺炎病毒的携带者和传染者,村庄瞬间被一种对未知的恐惧和担忧所笼罩。然而,村庄中对这些归来的村民渐渐陌生了,湖北返乡的村民也不一定对其行踪如实相告。

  秀水镇黄岗村有一对年轻夫妻带着两个孩子常年在湖北武汉生活。村干部排查到他家时,丈夫黄RL如实相告,说自己带着两个孩子于1月22日从湖北武汉自驾回乡。但是无论是村里排查还是乡镇干部通过电话核查,黄RL的妻子郑SY都说她是1月18日从湖北洪湖回来的。他们常年不在村里生活,村干部对他们并不了解。起初,镇里和村里都没有发现排查的结果有任何不合理之处。②

  由此可见,随着人们离开土地,走进城市,整个乡村社会的流动性与异质性也逐渐加剧。不仅背井离乡的村民对身后的故土越发陌生和疏离,而且留守在村庄内的村民也难以对在外闯荡的人知根知底,更难以对他们的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感同身受。村干部只是大致知道村庄中有哪些村民曾在湖北工作或生活,并按村民的习惯推测哪些家庭有湖北亲戚会回村过年。虽然周边的亲戚邻居比村干部要更为清楚哪家有人从湖北回乡,但是对这些人具体从湖北什么地方回乡、此前是否去过武汉、身体状态如何则知之甚少。村干部不得不直接与湖北返乡的村民互动来询问这些信息,但是一旦从湖北返乡的村民撒谎就会造成信息的失真和扭曲。

  而当一个完全陌生的曾有湖北旅居史的人进入乡村,村庄对此人的发现和排查将可能十分滞后。一方面乡村不再是由完全熟悉的事物勾连而成,这种熟悉和陌生兼具的特性使村民对陌生的人和事难以产生如传统乡土社会一样强烈的关注和警惕感;另一方面,对湖北流动人员的发现又高度依赖于乡村干部对这些陌生事物的警觉,而乡村干部稍有疏忽,就极容易因流入的陌生人的隐瞒而造成信息屏障。

  (二)村社的去集体化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来临意味着乡村社会要迅速组织和动员一批人力和物力来抗击疫情。各个交通路口需要人检查过路人员的身体状况,村内亦需要人来制止村民串门、聚众聊天等行为。此外,湖北返乡村民的日常生活物资要及时供应,村民用于日常防护的口罩、监测过往人员与湖北返乡村民的体温计等医用物资也必须保障。一旦村庄内出现有人感染,送诊和救治过程中对防护服、消毒酒精等新的物资需求又会出现,村庄甚至还要考虑对其家庭进行经济救济……

  若将这一疫情置于历史情境之中,我们会发现许多可用于防疫的集体力量。新中国成立前的村社,以血缘为纽带联结而成的宗族拥有族田、族产等公共财产,并且族人之间患难相恤、生死相吊的亲亲之谊与传统的长老权威能将彼此动员起来共同防御疫情。土地改革结束后,农村走上集体化的道路,一盘散沙的农民从特殊主义的血缘、地缘共同体的特殊一员转变为统一的公社成员,集体经济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大权都掌握在生产队这一最基本的单位手中,而且自上而下的政治强制覆盖着农民广泛的生活领域(张乐天,1998:4-8)。生产队中的社员能够被调动去参与一些修建水库大坝、铁路等超越社区性的工程,此外,由于大部分社区内资源的所有权都集中在生产队,生产队也能够更为集权性地协调集体资源用于公共服务。

  而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村民的大规模外流,虽然土地集体所有制仍然以生产队为单位,原本以居住相近的标准划分的生产队内的地缘与血缘团体的社会底蕴仍然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但是大部分村民都脱离了统一的公社成员的组织架构,公社传统作为现实生活中的“遗迹”逐渐淡化。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乡村大多只能够调动党组织与行政体系内部这些组织化的村民,而对于其他已然去集体化的村民则难以在短时间内组织起来。尤其是在疫情形势最为严峻的时段,村干部面对村部值班、路口检查、村内巡逻等多处需要人手的情况下,全员在岗,无暇顾及村内其他公共服务的需求,比如,村内纠纷不能被及时调解从而引发冲突激化,这给村庄治理带来隐患。

  至于疫情防控所需的口罩、体温计、中药、消毒用品等防护物资既非村庄内部的生产组织体系所能提供,也非其集体财产所能承担。因此,乡村的防护物资不得不依赖于各级指挥部统一采购,根据基层上报的干部职工、卫生院医生、村医人数,自上而下地分配调拨。而无论是基层所需数据的上报,还是上级对物资的分发,这一整套物资调配体系的运转则凭借着科层组织的理性化经营。

  (三)内生性权威的削弱

  此外,在疫情防控期间,“不串门、不聚会、出门戴口罩”等一系列遏制疫情蔓延的新的社会规范需被乡村社会中的人们广泛接受、认同并内化于心,需要依赖于乡村权威将这些规范言说出来,增加实现权威者的意志的可能性,并能制约违背规范的村民的行为。村庄内权威大多聚集于有德望的老人、经济地位较高的经济精英和被赋予了体制性身份的村干部身上,村民对他们的命令的服从或基于因其年长而具有更多的社会经验,或基于其个人的品行所具有的社会声望,还或基于对国家法律赋予其支配身份的认同。在乡村社会中,权威的这三种内在理据通常是共存和杂糅的。

  但是随着乡村社会经济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加剧,村干部的权威基础也在发生改变。基于社会经验的积累而具有的长老性权威在如此一个变迁剧烈、原有经验的借鉴意义消逝的社会中逐渐失去根基,村庄中老人不再天然具有权威。此外,村民们对社会声望的感知与认同乃是建立在共同生活、彼此有一套相对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的基础之上的,然而,村民们的流动所带来的陌生化使村民们对社会声望的感受力下降,而且乡村精英的多元化,加之村民见识的精英又远超出村庄的范围,也使村庄中的政治精英难再具有统摄性的权威。由此,当乡村社会的内生性权威逐渐式微之时,乡村的权威就越来越依赖于国家外部性的赋予。在这次疫情防控中,村庄中宣传疫情与防疫措施、维持秩序、制约村民的越轨行为的担纲者主要是拥有体制性身份的村干部,便可见一斑。

  于村干部自身而言,他们的权威基础亦越来越来自国家的法理型授权,他们使用物理暴力的权力只限于国家允许的范围之内。例如:

  秀水镇杨村在疫情期间,村庄中大多数人都不敢聚众打牌了,但是仍然有些心存侥幸的村民悄悄地打,村庄里的几个茶馆都还偶尔保持着一两桌的规模。村干部却深感自己的权威有限,不能完全禁止,只能尽可能地通过言语劝诫。妇女主任朱RH说:“对于开茶馆、聚众打牌的,有的地方就是抓人、捶桌子。我们这里,乡镇政府授权了,村里都可以这么搞,也搞得下来。但是现在政府没有授权,我们看着村民去打牌了,也没有权力约束他。”③

  朱主任的这段话并非表明村干部对于村庄的疫情防控没有强制力,而是缺乏有效的强制力。查尔斯·蒂利将强力定义为使用或者威胁使用使个人或群体的人身或财产受损的行动,并且他们都意识到这种行动和潜在的损害(查尔斯·蒂利,2012)。村干部在规约村民的行为时,可以天然采用的一种强制力恰恰是新型病毒自带的,人们知晓不按照新规范行动可能会感染病毒、损伤身体、甚至丧失生命。此外,村干部还可以借用村庄的舆论压力,感染并传播病毒的村民将成为村庄的众矢之的,每个村民都能感受到此种社会力的制约。但是,村干部面临类似聚众打牌这类需要村民有更强的制度认同的情形之时,即使充分运用以上这些强制力,也依然力有未逮。

  然而,对于权力的终极后盾——暴力,村干部却不能轻易使用。虽然村干部从实质理性的角度出发,希望对这类聚众打牌的行为拥有制度化的暴力使用权,但是他们不得不将此种权力的获得依赖于政府的授予,没有政府法理性权威的授予,无论是村民,还是村干部,都认为动用暴力来维持秩序已然没有正当性。村干部所受的限制不仅仅是村庄内部既存和潜在的暴力资源的量的限制,更为关键的是使用暴力的合法性约束。这恰恰体现了国家越来越成为暴力的正当使用权的唯一来源。

  三、超越社区的技术性治理

  在日常性的治理中,乡村只需维持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费孝通笔下的“乡土社会”的理念型就是一个相安无事的“无讼”的社会(费孝通,2005:77-84),一种“无事件境”的状态(方慧蓉,1997),内嵌于村庄社会的认知体系、关系网络与物质资源就基本能够实现此种消极治理。但是一旦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这种突发的非常规性危机或事件时,乡村就被打破了原有的秩序与平衡。

  引发疫情的原因对村民来说是完全未知的,能够调动的知识和情境的索引也极为有限。有针对性地采取防疫措施需要对疫情有总体性的把握和认识,而且随全国人口流动的潮流而顺势变化的疫情局势也使防疫措施不得不随机应变甚或未雨绸缪。而若各个地区采取的防疫措施仅从地方利益出发,容易各自为战,使整体社会运转陷入无序或瘫痪的境地,由此疫情防控需要全局性的统筹与协调,拉开联防联控的防疫之网。以上对疫情的认知、防控战略和战术的制定、全局性的联防联控都超越了乡村社区,需要引入国家技术性治理的力量。

  (一)国家对防疫知识与规则的确立

  起初,对于全国大多数的乡村社区而言,疫情是一场域外的突发危机。村庄中以个体化的获取信息的方式以及个体经验体悟的差异产生了不同个体对域外疫情的不同质的理解,无法产生统一的集体行动。转折发生于国家防疫力量通过行政架构渗透到乡村社会之时,国家在乡村社会中输入了一套有关防疫的新知识与行动规则。

  伴随着各省纷纷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视频会议、微信群等现代技术将信息与行政命令迅速逐级传达至科层机器的最末梢——村庄,整个科层机器就迅速合耦运转起来。由村支两委这一行政组织向村民传达国家意志,要求从湖北返乡的村民向村里上报信息与身体状况,并对村庄的普遍村民的行为进行规约。后者包括取消集体仪式性活动,如:腊月和正月以红事与祝寿等为主的赈酒、庙会、广场舞等;限制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交行为,如春节拜年、串门聊天、聚众打牌等;以及重塑个人的生活习惯,如勤洗手、出门戴口罩、吃饭使用公筷等。以村庄与村民小组为单位的防控体系,使编户齐民的每一个人都被纳入受国家影响的权力结构中。于村民而言,大众传媒通过图像和文字展现出了国家最高层对疫情防控的重视以及武汉疫情之严重性,加上村庄内部开展的切己的防控举措,这些共同形塑了一种笼罩性的社会氛围、汇聚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深刻地影响着村民对疫情的感知与行动。

  而国家在短时间内对村庄社会规范的重塑根植于将与病原有关的专业知识转化为治理知识。一方面,对病原的认知高度依赖于专家团体的研判。需要探求的知识体系,如病原体形态、基因序列、来源、传染性、传播途径、潜伏期、可能的治疗药物、防护措施等都依赖于专家的系统研究与建构。当对未知的探究不断学科化与专业化后,尤其当这种知识产生类似疫情防控的公共效力时,即每个人的生命健康都与此种知识的获得、理解与实践高度相关时,每个人都逃脱不了对专家依赖的命运。另一方面,国家将专家研究出的专业知识转化为治理知识,并为社会重新“立法”时,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标准化、统一化的治理,以此将不同的治理对象区别开来——区分正常与异常、自由与受限。比如将湖北省划定为疫区,凡是有湖北旅居史或者暴露史的人都需接受医学观察;以37.2摄氏度作为体温正常与异常的界线,体温高于37.2摄氏度即为发热,将可能被纳入疑似患者;隔离期满14天,体温一直正常,才可排除潜在传染源的传染性……

  这一系列的标准都是由国家统一设立,并在全国通行,领土范围内的一切人原则上概莫能外。因此,专业知识转化为治理知识,并被国家科层机器采纳为执行标准后,就变为具有强制力的知识,对人们的内心与行为也产生了实质性的约束力。

  (二)国家技术装置对流动社会的疫情排查

  当大量人口从疫区湖北涌流至全国各地之时,国家如何寻找出这些人,并对他们的身体与行为进行管控,即对可能的潜在传染源的排查与管控,是疫情防控中首要的关键环节。国家需在短时间内充分掌握这部分人的行动轨迹、身体状态、密切接触者等信息,并将他们尽可能地固定在特定的空间中,进行密切的行动与身体的追踪,即将一切不确定性都尽可能地囊括在国家可控的范围内。

  对于国家而言,从湖北流向全国各地的人口是陌生且流动的;对于乡村社会而言,从湖北返乡的村民已然相对陌生化,仅凭借乡村熟人网络的排查,也难免有疏漏之处。本质上,人员排查的过程就是治理信息识别的过程。现代国家面对如此庞大的流动性社会,逐渐锻造为一个技术装置。施密特在早期认为霍布斯笔下的国家的四种形象——有朽的上帝、主权-人格、利维坦与机器中真正具有意义的就是机器的形象,霍布斯的国家哲学的超前影响力正是在于具有技术-工业革命的特征,国家可以被看作是技术时代的最初产品,是最早的大型机械装置(施密特,2008)。当个体从传统共同体中脱嵌出来,国家也无须完全依赖共同体来进行治理,而可以凭借科层机器与技术手段实现对个体的治理,其实质就表现为技术治理,是国家治理方式以及国家的技术化的过程。现代国家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对信息储存和以行政网络为手段的人身监视力(吉登斯,1998)。在这次疫情的人员排查中,从信息识别的角度看,技术治理的使命正是通过识别和处理事情进而把社会清晰地呈现在国家面前(吕德文,2019)。

  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轨迹都以现代技术的方式被记录在国家建立的各个领域的信息数据库中,一个整全的人在不同领域的活动以不同方式被分别纳入通信、交通与公安等各个部门掌握的数据库中。个体与这个庞大的机器的连接点正是通过两大关键性设备——身份证和手机,这背后还有一个庞大的基础设施服务体系和科层体系做支撑,如全球导航卫星、遍布全国的移动通信基站网络、高速路口收费站对车辆信息的记录等等,它们构成提升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后勤支持系统,能迅速从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延伸出个体行动监视者的角色,形成福柯所言的治理术中根本性的技术工具——安全配置(福柯,2018)。

  这些数据库在潜在传染源的排查中发挥了巨大效能。这依赖于技术化手段在每个个体与国家机器相接触时对个体信息的精准采集,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的信息储存系统。通信、交通、公安、卫生等各部门从各自的大数据中将曾在湖北辖区留下行动轨迹的人员信息提取出来,并通过科层组织向下分发到这些人所在的各个乡镇。乡村两级行政者核查辖区内是否存在此人,并收集其身体状态、途经地点等信息,又依科层组织的渠道自下而上地将信息传递到上级指挥部。由此,科层机器调动信息储存系统,与乡村社会的共同协作,实现了潜在传染源的排查与管控的有机整合。

  (三)超越社区的联防联控体系

  此外,人口的大流动使疫情防控成为全局性的治理。前两部分在规则与技术装置上部分体现了疫情防控中超越社区的特征,而这一部分着重展现在基层的疫情排查与人员流动的管控中所体现出的乡村干部行动意义的超越地方性、融入国家性。

  村干部作为村庄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结点,对村庄利益的认同要更甚于通常是外地人的乡镇干部对乡镇利益的认同,因而村干部在疫情防控中守卫村庄的内在驱动力会更为强烈和急切。如此次疫情排查,若仅从村庄自身利益出发,大部分湖北来辖区的人员都是回乡的本地人,仅凭乡村自身的社会网络在短时间内就能基本获知这部分人的信息,只需对他们进行行为约束就足以使社区免受疫情蔓延的影响,甚至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离开村庄。至于这是否会带来周边地区的传染则不是村干部和村民们所关心的,村干部更无须将这些人员信息上报给国家。

  但是,一个截然外在于国家权力网络的地方共同体已然不存在。疫情排查是来自行政体系的直抵村庄的行政命令,村干部的行为已被充分纳入乡镇政府的考核与监督之中,还常有市级与县级的督查组进入村庄督查对湖北返乡人员的防护措施,实现国家在乡村社会的管理。因此,村干部有外在驱动力将社区内部的信息按照国家统计的要求呈现给国家。此外,无论是村干部从保护乡民的立场出发还是国家着眼全局从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立场出发,都落脚于在乡村社会减少疫情的发生。因此,在利益与价值上一致的乡村社会与国家形成合力,它们分别调动社区性资源与技术性资源来尽可能地查明潜在的传染源,村干部亦将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融合起来。

  (四)技术性治理的限度

  现代国家中,超越乡村社区的治理逐渐被纳入国家的技术装置与制度化经营中来更为理性化地应对风险社会的各种治理挑战。然而,在乡村社会内部,总有技术性治理的这架机器难以感通与理解之处,如乡村的风俗民情、村民微观互动乃至更为根本的人心秩序。

  国家制定的标准化、正式化的防疫规则是出于国家理性,为实现减少疫病传播的目标对众多防疫手段权衡利弊,从而制定的一套理性化的规则,但这套规则不一定能与具有复杂性、模糊性和乡土性的民情与习俗相匹配。它们两者之间的张力亦是正式制度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紧张,由于理性主义的发轫与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化使得基于理论理性的正式制度与基于自然主义的日常生活产生对立(肖瑛,2014)。如T县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一律停止赈酒等大量人员聚餐活动。”④乡村两级虽然劝导村民取消了婚礼、祝寿等赈酒活动,但是对于村民的去世却无法禁止举行丧葬仪式,在村庄中生死是关乎个体生命和群体关系变化的大事,政府只能倡导丧事从简,除了不聚餐外,所有重要的仪式环节依然举行——至亲挚友依然会前去吊唁,村庄里的近邻、亲族即使冒着被感染新冠病毒的危险也会使其入土为安。国家制定的防疫规范都难以动摇乡村社会这种具有神圣性的习俗,只能在其间寻求折中的方式,而其内在的秩序与价值依然是乡村社会所固有的。此外,乡村社会“物之不齐”与各种突发事件的发生,使得村民们无法完全按照国家统一的规则来行动,转而采取各种变通之法。然而,投入更多人力与物力的上级政府有更大可能对乡村社会进行精细化的管控,并用标准化的正式制度来衡量乡村治理的绩效,这种形式理性反而易使乡村干部和村民的行动流于形式。

  再者,在流动性的陌生化的社会中,现代国家通过国家技术装置将这些从湖北流出的人口或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的信息记录进各个部门的信息储存系统之中,但是这种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的人身记录却不可避免地将富含社会关系与情感的社会人抽象为原子化的静态的个体。比如各地的移动通信部门从当天手机信号出现在本辖区的手机用户中筛选出半月内手机信号曾出现在湖北境内的用户,录入数据系统的只有手机用户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号码归属地等有限的抽象的信息。通信部门再下发至各乡镇用于核查的信息就更为简单,通常只有姓名、手机号码和号码归属地,甚至只含手机号码这一个极为简略的信息。于科层机器中的行政者而言,从信息储存系统中抽调的这一批批陌生的手机号码都是去人格化的,仅凭大数据无法获知每一个行动者具体的行动逻辑。

  更何况,在乡村社会内部村民之间更为复杂和内隐的互动是技术装置几乎无法全景监控的。例如:秀水镇杨村一位妇女曾在邻村从湖北返乡的亲戚家住过几天,有被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而大数据若要将疫情排查达至这种精度,则需极高的组织运转的成本——需调动乡村干部全面收集湖北返乡者的密切接触者的信息,并分发至各村庄。即使如此,大数据排查也依然面临信息更新滞后的难题。实际上,杨村干部早已听周边村民说过此事,并以委婉的方式告知了她所在的村民小组的村民尽量减少往来。村民一句话联通的整个村庄的自我防护就可完成庞大的技术机器费尽周折都难以完成的治理。

  最后,技术性治理无法建立在如流沙般的由一个个原子化的、仅为自我保存而行动的个体所组成的乡村社会基础之上。科层机器中的行政者直接与乡村社会的众多喜好、习性、价值取向不同的个体对接,无疑会遭遇缺榫的困境。此外,技术性治理同样无法面对一个完全封闭化的、自成一体的乡村社会。通过技术装置传达下去的国家意志在触碰到乡村社会之时依然需要组织机制将彼此贯通起来,否则技术性治理就会沦为一个笨重的机器悬浮于社会之上机械地空转。

  四、社区性治理与技术性治理的整合

  中国自古以来在乡村场域中,社区性治理与国家技术性治理一直都是二者兼有。只是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以社区性为主、国家性为辅。而流变的现代乡村社会逐渐显现出以国家性为主、社区性为辅的治理趋势。无论是哪种时代处境,国家治理都需将两者进行协调和整合。现在社会中再过严丝合缝、精确运转的技术性治理也需要由科层体系中的具体的人进入乡村的社会关系来对接乡村中具体的治理对象,并通过彼此的互动细致入微地影响村民的防疫行为和心态。否则,国家凭借强制力手段所推行的规范,村民只是因为对背后暴力惩罚的恐惧或潜在利得的期待而暂时服从,而未从内心中生发出认同其正当性的信念。这里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封建与郡县之辨有某种相通之处,封建之精义——“抚恤民生、体察民情、敦化民风”是寓于郡县之中的,“天子依人之常情以治理,让百姓守亲亲、尊尊之道,合居共存之德,而不是以所谓的公权力强行规定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才是治国治政之大理”(渠敬东,2016)。在乡村场域的疫情防控实践中,社区性治理与技术性治理展现出了各种复杂的整合机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一)话语转译

  国家针对防疫所确立的新的社会规范如何在短时间内深入人心,被乡村社会中的人们深切感受到并认同这一套规范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前文所述的国家通过借助专家话语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治理知识而设立的一套关于仪式性活动、日常社交行为乃至个人生活习惯的社会规范依然是标准化、正式化、脱离情境的科学主义的话语,但是这些话语在乡村社会的实践场域中并不能被习惯于按照习俗和常理行事的村民所完全感同身受。起初,拥有有限科学知识的村民无法充分理解新冠病毒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意味着人员聚集和接触会带来的传染的风险,而且出门戴口罩、吃饭使用公筷、亲邻交谈相距一米等等都有违他们的身体惯习。乡村社会中的人们除了从智识上理解疫情防控措施,更重要的是在乡村各种社会力量共同营造的集体共情和氛围中改变自己以往的惯习。其中将国家和乡村社会铆合的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就是村干部,他们将国家理性化地制定出的一套标准的社会规范话语转化为人格化的、情境性的话语。

  1月31日下午,从湖北回杨村的村民杨WH的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出现发热症状,村医建议他家赶紧将孩子送去县医院检查,并告知村干部,万一确诊,便于村里和镇政府尽早做好的应对准备。杨WH带着孩子立即自驾赶往县医院。这一消息在村庄中不胫而走,全村瞬间笼罩在一股紧张气氛之下。凡是与他家人有过接触的亲戚、邻居、村干部都产生了生存危机感,这种危机感随着人们设想的疫情蔓延的可能性扩散至整个村庄。村组干部纷纷不断接到在村的村民甚至远在县里、市里、外省务工的村民的电话,朱主任说:“我接完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仅一会儿,第一村民小组的微信群就炸了锅了。”

  第三组的村民:“别的村都放广播,我们村里人什么都不搞,宣传不到位,让他跑到家里来。”

  邻居1:“要他不出来,他要出来,还邀亲戚打牌。”

  邻居2:“若他家有,那我们队里好多人都有。”

  朱主任:“原来你们都搞什么去了?”

  邻居3:“村里要给湖北回来的上把锁。”

  朱主任:“村里已经讲得够多的了,原来你们这么接收他,还在家天天打牌。一到这个时候,就什么名堂都出来了。若他来了,你们不接收,不串门,还不是不会惹(感染)起?”

  邻居4:“赶出来了的,他还要往人家屋里跑。”

  朱主任:“村里做工作,怎么跟他们讲?你们骂都骂不出去。”

  第二组的杨XW:“(村干部)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要管!”

  朱主任:“村干部在他门上都贴了东西的,上面写着不要乱串门。之前要你们不出门,你们都干吗去了?我们村干部也是人,不可能每天出去守着家家户户,不让他们出门。我们每天在群里都发了各种视频,发了好玩的吗?广播没有听到讲,你们是耳朵聋了。微信群里面发了,你们也不关注,不知道看其他的什么东西。”⑤

  村民在微信群中的交谈都显得言辞激烈,从自身对村庄疫情防控的体悟以及家庭乃至整个村庄的利益出发,借此事件,在微信群这一共同塑造的公共场域中表达各种牢骚或忧虑。发言的人中除了村干部朱主任外有两类人,一类是与杨WH家毗邻而居或者与他有过接触的邻居,另一类是与杨WH没有直接接触、居住地相对较远的村民。对于第一类人,原来难以驳人情面而接受了杨WH家的拜访或邀约的邻居转而不顾情面地指责他们没有严格遵守防疫规范,或者要求村干部还应采用更具有强制力的手段来约束这些湖北返乡者。而第二类人则是借此机会来表达对村干部防控措施缺乏效力的不满。

  村干部面对他们的抱怨和责难不仅能一一化解,还以此为契机对村民进行更具有情境性的防疫教育。村庄疑似病例一旦确诊可能带来的疫情蔓延的危机,从手机、电视屏幕里短时间内变得近在咫尺,由此生命危机感通过这种切己的身体性感受而变得更为强烈。因此,村干部此时将大而化之的科学化的宣传话语转变为这种情境化的教育,更能深入村民内心。

  但是,村干部这些情境化的话语的产生建立在一些情境性的知识索引以及和村民的相互体认的基础之上。例如:对于微信群中抱怨村干部“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要管”的村民,朱主任马上就辨认出这是第二村民小组的杨XW,立即听出了他这话的弦外之音——他原计划正月给儿子办婚礼,村干部劝他取消婚礼,等疫情过后,择日再办。他虽然答应,但是心里不服,因此指责村干部不该管他家办婚礼,本应该管控湖北返乡村民的行动却没有管控好。朱主任此前就听村民说他和他的哥哥在疫情如此严重之时依然每天在外用摩托车拉客。朱主任随即就在微信中私聊他说:“你XW想钱是想死去吗?你天天拉的是什么人,里面有些什么病人,你都不知道。”杨XW在微信群里就不再抱怨了。这体现了村干部的智慧,村干部不正面回应村民的质疑,而是借力打力——凡是在这个时候不珍惜自己的身体健康的人,还四处奔走的人,都是村里人的“公敌”,他的行动和话语也就失去正当性了,他对村干部的质疑也就不攻自破了。几天后,杨先伍就对朱主任说:“不搞了,不搞了,莫真的传染上了。”如此,村干部这种情境化的教育方式才切实地影响了村民的防疫行为。

  (二)信息拼接

  现代国家的治理逐渐从指向领土的治理转变为人口治理。治理关联的不是领土,而是一种由人和事构成的复合体,事情本质上依然指向了人——与财富和谋生手段相关联的人,与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相关联的人,最后与饥荒、流行病、死亡等事故和不幸相关联的人。人口治理也意味着一种新的手法和技术的诞生(福柯,2018:125-127)。在流行病的防控过程中,国家首先需要识别可能的潜在传染源,即重点被治理的人,并将他们纳入在国家权力的约束范围之内。国家凭借技术装置所采集是被抽象为原子化的个体的信息,需依赖基层行政者进入乡村社会具体的社会关系网中,还原出这些个体在社会关系网中的位置与灵动的生命处境。

  然而,在逐渐陌生化的社会里,每个人所掌握的信息都是碎片化的。村庄中大部分人的熟人圈子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血缘关系中从家庭到小家族,地缘关系上从周边的三五户邻居到整个村民小组,由此形成一圈圈推出去的差序格局,离自己越近的人越熟悉,离自己越远的人越陌生。因此,乡村社会中每个人所拥有信息只是或大或小的、碎片化的“局域网”。但是国家治理所依赖的是一张庞大的、整体性的、吐故纳新的“互联网”,能够将所有潜在的可能的新冠病毒感染者的位置、流动、身体信息全部纳入其中,并实时监测。所以,要将疫情排查真正深入基层社会,关键环节在于将基层社会每个人的“局域网”与国家治理所依赖的“互联网”勾连起来,真正形成全面布控、灵活机动的防疫“互联网”。

  在前述的秀水镇黄岗村排查疫情出现的瞒报案例中,村干部其实知晓黄RL与郑SY是夫妻,但是在对他们的身体状况、行动轨迹、交通方式等基本信息的收集中,不需在表格中呈现其具体社会关系,仅以个体为单位进行记录。这意味着即使是自下而上的疫情排查,信息一旦进入科层机器,这些具体的社会人又再次被抽象为原子化的个体。

  对于黄RL和郑SY,乡镇排查到四次,县里下发的手机号码名单中也多次有他们的号码,但是镇里和村里都没有发现排查的结果有不合理之处。直到1月31日,县指挥部给乡镇政府打来电话,说郑SY与三个同学一同从湖北武汉回来的,她属于密切接触者。乡镇干部推测可能是三个同学中有人确诊了,湖北那边排查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时排查到了郑SY,需要将其作为重点管控对象。乡镇干部再次要求村干部入户核查,郑SY才透露实情,她与黄RL夫妻俩和两个孩子是1月22日从湖北武汉一同自驾回村的。此时,乡镇干部才知道原来他们是一家人,妻子郑SY担心说出自己从武汉回来会受到村里人的歧视而撒了谎。⑥

  无论是县指挥部还是乡镇指挥部都需要对疫情排查中不明确的人员将人与事的复合体整合起来,借助这些抽象的碎片化的信息对他们的行动进行过程性的理解。这种理解所依据的恰恰不是科层体系中的理性规则,而是生活之中的人之常情。而且行政者离事件发生的距离越远越难以做出妥当的因果性的理解。比如,县指挥部推测郑SY是与三位同学一同从湖北武汉回来的,这是借助密切接触者的排查结果进行的情境化的推测,但事实证明这种叙事是有偏误的。乡镇干部也只有借助村干部进行具身性的社会互动,做出的推测才能更加接近当事人行动的情理,从而对治理对象的行动过程和动机实现更为恰切的理解。

  (三)社会组织化

  现代国家权力渗入乡村社会之时,面对的不是一个个原子化的村民,而是要尽可能地将乡村社会组织起来,或借用乡村社会中既有的组织网络,这就是乡村社会组织化的过程。杜赞奇在分析晚清与民国时期中国华北地区的乡村社会治理时,曾用“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分析型概念揭示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多种途径和方式,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成为国家权力勾连乡村社会所依凭的组织和象征基础(杜赞奇,1994:13)。而乡村社会的组织化正是上通国家科层体系,下连乡村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的一个重要机制。

  虽然前述的人民公社解体后村庄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式微,但是公社时期的某些乡村社会组织化的原则依然留存了下来。乡镇-行政村-村民小组的行政架构是对公社时期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政经体系的延续。其中,村民小组,即公社时期的生产队依然被作为乡村社会最基本的行政单元,这既与村庄以血缘、地缘为主的社会纽带构成的文化网络相契合,又传承了集体化时期以生产队作为互助合作的社会单位的社会主义新传统。因此,在疫情防控中,村民小组很容易形成排查疫情、共塑防疫规范的地域共同体。

  村庄中村组干部这两级行政者是联通乡村社会和国家的中间群体。他们既不纯粹由自下而上的选举产生,也不纯粹依靠自上而下的任命,而是获得了国家与村民的双重承认。一方面,他们具有国家的认可和授权,这使得疫情防控的命令一下达,渗入村庄的整个科层机器就迅速合耦运转;另一方面,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世界深度嵌入乡村社会,有很强的地方认同感。杨村村民小组长在组内出现疑似病例时就曾忧心忡忡地说道:“出了这事,重中之重就是不能造成大的风波,管一个地方就要保一个地方的安宁”。因而在疫情防控这一关系到乡邻生命安全的治理中他们表现出由内而外的主动性,无须过多的行政压力或监督。

  此外,在面临流行病蔓延风险的此类突发性、应急性治理任务时,村庄需要紧急组织村民形成联防联控网络,也可以依赖村庄既有的文化网络。

  杨村在秀水镇政府的要求下,实行志愿者联户包保制度,每一个志愿者包十户,向村民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并对他们的外出、聚集进行监督。志愿者既是这十户的监督人,又是他们的保护人,由此形成村庄全覆盖的防控网络。有趣的是,志愿者与村组干部的产生机制颇为相似,即志愿者需获得这十户村民与村干部的双重认可。杨村的40多位志愿者中,就他们的组织身份而言,近50%是党员,近50%是村庄在2019年3月成立卫生协会的会员。就他们的社会身份而言,村干部会考虑选择在村庄中有一定威望、与周边村民相处融洽的人。村书记说:“基本上一个小家族中选一个,这个人不一定算得上是家族领袖,但这个人要跟家族里的每个人都能说得上话。”⑦

  在包保对象的选择上,由于党员大部分是男性,平常会参与村庄纠纷调解、村民选举、党员大会等公共活动中,因而在村庄中更有超越亲邻圈的威信,他们就负责包保非亲邻的村民;卫生协会的会员全部是女性,除了协会事务,较少参与其他公共事务,她们则主要包保小家族内的亲属和周围邻居。无论是哪一类志愿者,他们与包保对象的关系就在这一组织化的过程中发生微妙的变化,从私人性的互助关系转变为公共性的包保关系。志愿者服务于周边亲邻恰恰是与差序格局的行为伦理相契合,同时又因其具有公共身份,而产生护卫乡邻的责任伦理,包保对象也因志愿者的公共身份而自觉到更应该听从其建议。

  由此可见,在乡村社会组织化的内在机理中,无论是村庄的行政架构能够与国家科层组织对接,还是村庄行政组织紧急动员村庄既存的组织力量,都建立在自上而下的授权与自下而上的情理认同的双重基础之上,由此,乡村社会中的组织才并非独立于国家体系,与国家形成权力竞争或对抗的关系,而是形成上下贯通的组织体系。

  一场突发的疫情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考验。面对这样一个流动的、开放的风险社会,即使远离疫情最初爆发地点的一个偏僻乡村也无法逃避被疫病与社会浪潮传染的命运。然而,流动性的加剧、共同体的消解意味着乡村场域仅靠社区性治理是远远不够的,乡村治理已然呈现出去社区化的趋势。这一趋势有两个方向的作用——一是有利于社区的国家化,乡村更易被纳入现代国家的权力集装器中,成为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恰恰由于乡村的去社区化,国家的社会化却又受阻,即由于国家可以依凭的乡村文化网络的流逝,国家统一的标准之治与凭借技术手段的管控方式难以与具有复杂性、模糊性、突发性和乡土性等特质的乡村社会充分地匹配,形成治理与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的接榫困境。但是,打通这最后一公里不能仅靠无休止地加大技术治理资源的投入,这种投入不仅边际收益递减,还面临两种秩序相碰撞后产生的新的合法性危机。由于乡村社会依然还留存了某些共同体的特征,国家治理需要充分挖掘乡村社会潜在治理资源,通过话语转译、信息拼接、社会组织化这一系列的机制,将社区性治理与技术性治理有机整合起来。这样在乡村场域中,我们才能既在常规性治理中应对自如,又在突发性的危机治理中厚积薄发。

  这一问题从根本上可以追溯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经典命题。中国疫情防控的基层实践恰恰体现了我们要反思西方范式中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更加关注两者的互动合一。黄宗智提出了正式和非正式的正义体系的长期互动中形成了“第三领域”,基层行政中集权的简约治理正是第三领域半正式治理广泛兴起的基本制度框架(黄宗智,2008,2019)。而本研究也恰恰是在这一理论关怀下进一步探讨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在乡村场域中如何相互渗透、和合共生的一种尝试,在疫情防控这一切实的治理挑战面前,这一问题所指涉的经验现实也恰好淋漓尽致地展开。

  国家正是应对疫情的一种特殊的手段,它的组织和动员方式或先于疫情而存在,或在疫情防控中被重新激活。韦伯将国家定义为在一定领土范围内,其行政管理人员能成功地有权要求为了维持秩序而对暴力享有正当性垄断的政治性的经营组织(韦伯,2005)。现代国家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对暴力采用理性的制度化经营,国家作为“经营组织”就宛如一架机器,由专门的行政人员为了持续的目的而采取行动,能够精确运转并具有可计算性。中国改革开放后,随着行政科层化的治理改革,改革前的总体性支配权力为一种技术化的治理权力所替代(渠敬东等,2009)。技术性治理本就是国家作为理性的制度化经营组织的外在表现,其精神内核正是国家作为技术装置的隐喻,意味着一种抽象的非人格化的国家观念的兴起。

  此次中国在疫情防控中的表现恰恰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技术装置在危机状态下的启动与运转对每个人生命的巨大影响力,这一影响深入到每个人的行动、心灵内部。但是我们在欣慰于国家拥有的如此理性化的技术治理能力的同时,不可忽视若这一技术装置脱离了社会,将会变成一架高成本地空转的机器或是脱离人的具体生命处境、限制人的自由的牢笼(iron cage)。因此,无论是社区性治理,抑或是技术性治理,我们都不能偏执一端,需根据不同的社会基础与治理任务,将其有机地配比和衔接起来。如此,国家治理之下的人就不是一个个抽象的原子,而是富有生命力的社会人和文化人。在现代国家的语境中,两者整合的内核恰恰是理性化的科层机器如何与富于各种社会关系和情感的社会群体与个体互动的问题,它不是仅仅依托于某种制度或理念,而是以科层机器深入乡村社会过程中具体的伦理实践而实现的。

  ①由于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首发于湖北省武汉市,所以在疫情排查的初期,湖北省以外地区将潜在传染源主要界定为从湖北省流向各地的人口。

  ②整理自2020年2月2日对秀水镇民政所所长兼疫情排查专干的访谈稿。

  ③整理自2020年2月23日对秀水镇杨村妇女主任的访谈稿。

  ④引自T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1月25日颁布的第4号令。

  ⑤此对话是对秀水镇杨村村民在村微信群的语音聊天的转录。

  ⑥整理自2020年2月2日对秀水镇民政所所长兼疫情排查专干的访谈稿。

  ⑦整理自2020年2月18日对秀水镇杨村村书记的访谈稿。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吉登斯,1998,《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王铭铭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查尔斯·蒂利,2012,《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钟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3]杜赞奇,1994,《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4]方慧蓉,1997,《“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北京:北京大学社会生活口述史资料研究中心。

  [5]费孝通,2005,《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

  [6]黄宗智,2008,《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开放时代》第2期。

  ——,2019,《重新思考“第三领域”:中国古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开放时代》第3期。

  [7]卡尔·施密特,2008,《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应星、朱雁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8]吕德文,2019,《治理技术如何适配国家机器——技术治理的运用场景及其限度》,《探索与争鸣》第6期。

  [9]马克斯·韦伯,2005,《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0]米歇尔·福柯,2018,《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1]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2016,《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体系:封建与郡县之辨》,《社会》第2期。

  [12]肖瑛,2014,《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换》,《中国社会科学》第9期。

作者简介

姓名:董磊明 欧阳杜菲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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