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霭理士、周作人与中西文化
2018年12月26日 13:09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字号
关键词:婚姻;达·芬奇;博物学家;戴潍娜;周作人

内容摘要:戴潍娜说起霭理士(Ellis,又译埃利斯、霭理斯等),了解的人可能不多,但说起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在国内掀起热潮的代表作《性心理学》霭理士的理论学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就逐渐被翻译介绍到中国,被当作思想文化变革的有力武器(后来于1944年出版了由潘光旦翻译的第一个《性心理学》中文译本)。

关键词:婚姻;达·芬奇;博物学家;戴潍娜;周作人

作者简介:

  《未完成的悲剧》

  戴潍娜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说起霭理士(Ellis,又译埃利斯、霭理斯等),了解的人可能不多,但说起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在国内掀起热潮的代表作《性心理学》,这个名字或许就不那么陌生了。霭理士(1859—1939)是英国著名的思想家、性心理学先驱、博物学家、文艺评论家,一生致力于探究性和人类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西方评论界认为,霭理士在“性的现代化”上做出的贡献,可以等同于马克斯·韦伯之于现代社会学、爱因斯坦之于现代物理学。

  霭理士的理论学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就逐渐被翻译介绍到中国,被当作思想文化变革的有力武器(后来于1944年出版了由潘光旦翻译的第一个《性心理学》中文译本)。其中,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的周作人就深受霭理士影响,自认是霭理士的“私淑弟子”,尊其为“我所最佩服的一个思想家”。1916年,周作人第一次在文章中译介并引用了霭理士,后来如此形容他当时的感受:“我读了之后眼上的鳞片疏忽落下,对于人生与社会成立了一个新的见解。”的确,在周作人的思想参照体系中,霭理士成为最明亮的一颗星辰,始终立于其被争论不休的“隐士”与“叛徒”之形象背后。

  青年诗人、学者戴潍娜在其文化随笔《未完成的悲剧:周作人与霭理士》一书中,创造性地将这两个地理上相距万里、从来未曾谋面的人从精神的维度进行相互探照和发明。这本书来源于她的博士论文,戴潍娜提到,周作人曾在各类文章中反复提及霭理士,在其“生活的艺术”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异端的部分,成为一个审美和文化的信徒。霭理士对中西知识分子都影响甚大,曾与弗洛伊德齐名,却在日后日渐沉默冷落。戴潍娜做这项研究的初衷,就是想打捞一条传统的暗线,“霭理士未曾一夜蹿红,也绝不会轻易过气。永远会有人因霭理士而思路大开,拥抱新的文明和文化”。

  在“性的现代化”上,霭理士很早便曾就绝育问题、婚姻的可取性、一夫一妻的标准、生育的控制、性能不足与性感过敏、贞节等方面发表过诸多见解。他对近现代的婚姻制度提出过强烈的批判,批评其只重条件般配而不重精神交流。难得的是,他能够站在女性角度思考婚姻问题,还和一批重要的女权主义者结下深厚友谊。譬如最早提出节育的玛格丽特·桑格夫人,当初在美国开办小诊所帮助许多妇女,并传播节育知识,但那个时代节育被视为有罪,她不得不逃往英国,在英国接应她的正是霭理士。霭理士甚至能将自己的婚姻作为对象,进行理想婚姻的变革实验。他认为,在真正“理想的”婚姻里,不只是性爱的和谐,而是一个多方面的与时俱进的感情协调,是趣味的结合和共同生活的协力发展。周作人接触霭理士的时代,也正是呼吁中国女性解放、性解放的时代,他以霭理士的思想为武器,不遗余力写了许多在当时看来观点激进的文章,揭露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毒害,树立新婚恋观等,作为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肇始人,掀起一波波社会大讨论。

  戴潍娜认为,霭理士和周作人很像是“精神上的孪生子”,二者都是“隐秘生活的启蒙者”——霭理士是“西方现代情感和现代知觉的塑造者”,周作人是“中国式审美生活的发掘者”和“非正宗儒家传统的择选者”,皆能够将“先驱”和“遗老”两种相悖的品性综合在一起。霭理士写过许多越轨的文字,但他本人其实可以概括为“荡子精神,贤人行径”,思想观念极为开明,探索人性的底线,但在行为上贤达不逾矩。这种矛盾也集中在周作人自己身上,他曾经说过自己头脑里有两个鬼,一个“绅士鬼”,一个“流氓鬼”,一方面他冒犯旧世界旧道德,一方面在品位上脱不开士大夫气,与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将二者互为镜像相互观照,一方面可以映照和还原真实的周作人,另一方面也能通过周作人的“向导”,使霭理士这个寂寞神秘的名字回到久违的汉语世界中来。

  不过,今天重新发掘霭理士,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重现他在性心理学和女性运动上的成就。戴潍娜认为,更重要的一点是,霭理士给民国输入了一种现代人格,即一种来自维多利亚晚期博物学家的知识分子人格,这种人格脱胎于西方古典,内里却彰显着现代性。霭理士也是一位出色的博物学家,极其博学,在道德起源、生物学、性学、儿童学、医学、妖术史、民俗学等十几个学科上都是专家。这也是欧洲从文艺复兴到近代以来的一种知识分子传承,达·芬奇、达尔文、萧伯纳等皆是如此,此后却日渐稀少。周作人也深为服膺霭理士这一点,他本人也是个“杂家”,1944年写过一篇《我的杂学》,列出18项他感兴趣的学科研究,包括古书、儒家思想、佛经、欧洲文学、希腊神话、儿童学、生物学、性心理学、医学、日本研究等。他一生试图挖掘出中国传统中异端的一脉,倾慕王充、李贽等,和所谓“正统”保持距离,构成“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奇特印记。

  “未完成的悲剧”,是舒芜对周作人一生的评价。谈及周作人,往往绕不开其“变节”的结局,“如果说鲁迅是现代中国永远的匕首,周作人则是现代中国永远的伤口”。戴潍娜认为,之所以构成这样一个创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周作人把古希腊那一套用艺术统帅人生的审美理念和他个人的行动结合在了一起。这是他个人的抉择,也是现代文化自身分裂出的一个危险回应。在许多个层面上,如果将霭理士作为一条思想的暗线,将周作人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去探索其传统中的先锋性,都可以获得新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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