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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 ——文化和旅游的对接与深度融合
2020年04月25日 09:51 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 字号
关键词:文化;文明;史记

内容摘要:在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日渐凸显。

关键词:文化;文明;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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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日渐凸显。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与新期待的过程中,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旅游事业便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于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便被越来越多地提上日程,并成为旅游的中枢意涵与核心动能。

 

  文化涵盖知识、智慧、思想、精神、志趣、信念,直至进取力和创造性,而旅游则包括登山、涉水等。由此可见,只有文化和旅游的对接和深度融合,才是文化的有效实现途径和旅游的内在要求。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将这个过程形象化地概括为“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行”和“读”,既说明了实践和知识对人所具有的重要性,又诠释了实践和知识的紧密关联性,更进一步升华了实践的社会意义与知识的文化特质。“行万里路”为对旅游的形象化释义,“读万卷书”为对文化的义理性解读,而旅游与文化的对接、交融,则是对文明与发展的全方位构建和本质性认同。这既是德与智的萃聚,又是知与行的统一,更是君子风范和有为之士的内蕴本质和外在标识。文化旅游产业的商业逻辑是“人在移动过程中的全链条消费,”而潜存于其中的精神旨向和义理追求,则永远都是文明、博识、健硕与拓新。这既是文化旅游的生命密码所在,更是文化旅游的社会潜力内存。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人们修身成才的旨要,更是人们砺志育德的洪炉。被尊为“圣人”的孔子,不仅饱读诗书、深谙儒学,而且在其已知天命的55岁之后,还带着学生周游列国。以“诗仙”和“诗圣”名世的李白和杜甫,走遍大半个中国,便有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和“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精彩。苏东坡和司马迁更是在“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中淬练人生、成就事业。苏轼不仅自幼饱读诗书,更有在外任职的父亲苏洵从小给他讲及自己的旅途见闻和外面世界的精彩与旖旎。这使苏东坡在读书进学的同时便对名山大川无限景慕和热烈向往。此后即使蒙冤屡被贬,也总是以博大的胸怀和进取的心志将其化作了经世事、赏山水、长见识、铸宏业的特别经历。司马迁在20岁时便开始了他的游历,诚如《汉旧仪》中所言,他是“使乘传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司马迁从“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中的所获所得,全部熔铸在了《史记》的积淀式与创造性写作之中。

  尽管“旅游”这一风尚是近现代以来才渐次流行并兴盛起来的,但对旅游的施行和实践却是自古以来便已蔚成风气。孔子、屈原、李白、杜甫等人对旅游的认知、追求和实践,十分典范地体现了人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历练本领、激扬才智,实现修身之愿和报国之志的选择与追求。这从《岳阳楼记》(范仲淹)、《游褒禅山记》(王安石)、《醉翁亭记》(欧阳修)等文章中一目了然。显然,作者的意向和旨趣绝非仅仅是对风景的观赏和对山水的流连,而是借景抒怀、引人喻事,他们对自然景观的欣赏与描摹中所发掘和升华出来的,常常都是炽热的为民情怀和坚笃的报国之志。一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通过抒写“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而真正要表达的,则是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情怀与远大理想。又如周敦颐在《爱莲说》中揭示自己虽面对旅途中“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众”,但他却偏偏要独爱莲花,唯因莲花具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品格与坚贞风骨。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逻辑和评判标准,杜甫在登游泰山时,才会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气度;王安石在攀赏飞来峰时,才发出“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由衷感慨。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和能这样,正是将旅游和文化进行对接和实现融通所形成的效果。否则,上山就是上山了,看峰就是看峰了,一切止于欣赏。真若如此,那就不仅会从根底上稀释旅游的认识价值,衰减旅游的社会意义,使旅游变为纯粹的玩乐和徒然的游逛。如此这般,也就很难收撷到通过旅游而实现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历练本领、激扬才智的卓著效果了。遂使乐山乐水,然全然离“仁”和“知”,以至旅游变为纯粹的消遣和玩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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