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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国语言图谱 助推比较语言学发展 访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研究员潘悟云
2013年10月28日 20:29 来源: 作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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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近年来,全球生物学家联合起来,经过多年努力建立了人类基因图谱。在全世界语言学家共同努力下,也一定能建立起人类语言图谱,为21 世纪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民俗学、语言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的发展,提供共同的研究平台。

  19世纪,欧洲语言学家提出人类语言演化的过程、类型,并绘制了语言的谱系树,创建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今天的比较语言学呈现出何种状态?为此,本报特约记者赵和松采访了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潘悟云。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作为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如何看比较语言学学科?

  潘悟云:比较语言学是通过比较来研究多种语言及相关学科的学问,主要包括历史比较与类型比较。由于语言学既与社会科学相关,又与自然科学相关,其应用范围已远超语言学本身。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能不能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它的应用?

  潘悟云: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拉丁语的Serica代表中国,如有名的《学裔学志》叫做Monumenta Serica。Serica来自希腊语,与丝有关,意思是产丝绸的国家。由于托勒密等希腊、罗马学者的描述不明确,古代Serica的地域认定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通过语言比较的方法,可得到答案。

  《中国社会科学报》:伯希和与劳费尔等西方学者对于“丝”是否译自汉语都持怀疑态度?

  潘悟云:是的,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中的质疑最为有力。表面看来,这些语言“丝”的读音与汉语似乎没有关联。“丝”的上古汉语读,后来在一些方言中变成*sli。但是拉丁语serica、希腊语、英语silk、俄语,都表明词根是类似于sil(r)或sel(r)的音。其元音在l(r)前,而不像汉语的sli,i在l之后。且词根后似有一个-k或-ke之类的音,并非汉语“丝”所带有。更引人注意的是,满语sirɡe、蒙古语,均有类似的读音。汉代北方民族出产一种白色丝织品,汉人把它译作“鲜支”,当时读音为*serkje,正可与满、蒙的读音印证。这个词在朝鲜语中为sil(,线),可见满、蒙词中的词根只能是sir,ge可能是这些语言后加上去的。朝鲜语的历史变化恰好可以解决词根sil由来的谜团。朝鲜语没有复辅音,古代朝鲜人用两个音节来翻译汉语的复辅音,所以汉语的*sli就译成了sili。后来,第二个音节弱化,韵母失去,成了现代朝鲜语的sil。可见,“丝”的名称,从朝鲜的sil,到通古斯的sirge、蒙古的、波斯的、阿拉伯的saraq,最后到希腊、拉丁serica、英国silk,正是丝绸之路的见证。

  再举一个例子。算盘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国际通常说法是15至16世纪传入日本,《汉语大词典》写道:“今之算盘运算法至明代已盛行。后来流传至国外。”但是通过与日语算盘一词soroban的比较,我们至少可以把传入日本的时间上推至西汉。现代汉语以-n结尾的词在上古有两个来源:-n与-r。日语算盘的ban即来自汉语的“盘”,上古汉语读*ban。soro来自汉语的“算”,上古汉语读*sor。班固与张衡的押韵,都说明当时“算”的韵尾已经变作-n,所以算盘传到日本是西汉或更早的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正说明语言是文化的最重要载体,从语言本身就能探索人类文明的足迹。

  潘悟云:的确如此。人有两个最重要的历史记录:一是基因。生物学家通过全球人类基因比较,画出现代人走出非洲向全世界迁移的路线图。二是语言。语言是人类文化的载体,现代语言是原始语言演化结果,各种文化以不同形式积淀于现代语言。分子人类学有关东亚人群来自非洲的论述,向传统东亚语言谱系分类提出严峻挑战。受其启示,比较语言学对东亚语言历史深入研究,进而对东亚语言谱系重新洗牌,论证了分子人类学关于现代人从非洲经中印半岛分两路北上的假说。此前,史前史的研究要么依靠文献与口传史料,要么依靠考古挖掘。前者因史料距史前太远而可靠性差,后者因难以找到相应的考古材料而机遇性差,基因与语言作为人类自带的历史教科书,展示了有关东亚文明起源与传播最可靠、最详尽的史前面貌。

  《中国社会科学报》:19世纪,达尔文进化论与历史比较法同步产生。20世纪,生物科学与比较语言学的发展也是如此吗?

  潘悟云:相对生物科学,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虽显迟缓,但仍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拉波夫曾经指出,20世纪的录音技术与计算机技术引起语言学革命。正是因为有了录音技术,语言的比较研究才能深入到语音层面;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更是直接为海量语言数据的比较分析提供了现实的可能。1987年,马蒂索夫领导的伯克莱STEDT计划就成功收集了东亚200多种语言和376000条词,这是伯克莱成为国际上东亚比较语言学中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报》:东亚语言大多在我国境内,能否在我国建立最大的东亚语言数据库?

  潘悟云:完全可能。近年来,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已建立了汉语方言数据库1037个、民族语数据库303个。可以预见,全球最大的东亚语言数据库将建在中国,东亚比较语言学中心将向中国转移。计算机的出现使比较语言学有可能走向协同创新,我们已开始着手建立中国语言资源联盟。我们研发的田野调查系统正被许多单位应用于有声语言数据库建设,帮助田野调查加快速度、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一直被方言研究者用于方言材料的处理、比较、分析。即将完成的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汉语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建设”,将会改变汉语方言学的研究格局。面向成百上千种语言,我们采用数据库技术、数据挖掘技术、建模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进行大规模、深层次的数据比较和分析。可以预见,比较语言学将面临一场深刻的革命。

  近年来,全球生物学家联合起来,经过多年努力建立了人类基因图谱,为21世纪生物学、遗传学、医学、人类学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共同的研究平台。在全世界语言学家共同努力下,也一定能建立起人类语言图谱,为21世纪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民俗学、语言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的发展,提供共同的研究平台。我国的制度优势能调动全国资源率先建立中国的语言图谱,以此为基础,推动全球比较语言学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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