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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言地理学大有可为 岩田礼教授访谈摘录
2013年10月29日 13:39 来源:《当代语言学》2012 年第 1 期 作者:黄晓东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在访谈中,日本方言地理学家岩田礼教授介绍了自己的学术历程、研究成果和主要思想,总结了比利时神父贺登崧( W. A. Grootaers) 的理论在中国受挫的历史原因,最后展望了中国语言地理学的发展前景。他深信,今后汉语方言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面对方言地理学的课题,汉语方言地理学的前景令人乐观。

  关键词: 岩田礼 汉语方言 语言地理学

  岩田礼( 1952 - ) ,日本金泽大学文学部教授,国际著名的汉语语言学家,在方言学、音韵学和实验语音学等领域都颇有建树。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汉语方言地理学的研究,成就卓著。他继承和发展了“日本语言地理学之父”贺登崧神父的学说,并积极向中国语言学界传播语言地理学的思想和方法,为促进中国语言地理学的复苏作出了贡献。2008 年 12 月 20 日,笔者利用岩田礼先生访问北京语言大学的机会,对他做了比较深入的采访,现摘录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1. 语言学之路

  黄: 您是如何走进汉语方言地理学这个研究领域的?

  岩田: 我最初的兴趣是历史语言学、音韵学和实验语音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才开始接触方言地理学,当时柴田武先生在东京大学讲授方言地理学。1960年代至 1970 年代前期是日本方言地理学最兴盛的时期,1970 年代后期日本的语言学潮流就转向美国学者 William Labov 开创的社会语言学了。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是在 1970 年代中期,当时方言地理学的影响仍很大。我在柴田先生的课上学到了不少理论和方法。后来又接触到贺登崧神父有关中国大同、宣化一带方言、民俗的研究成果,即贺登崧( 2003) 一书的主要内容。但是贺神父那种研究对当时的我来说还是很遥远的事情。1979 年我作为中日建交后首批来华留学生,到南京大学进修,师从鲁国尧先生。这样我才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亲自到中国调查汉语方言。我利用这个机会,赴江苏连云港地区作了数次调查。

  黄: 当时为什么选择去连云港地区作调查? 调查成果有哪些?

  岩田: 鲁老师原来想让我去丹阳、南通等吴语和官话的交界地带作调查,但是由于我只能在中国呆一年,担心那儿的方言太复杂,时间不够用。另外,我来华之前读过山东方言的一些材料,并找山东籍的旅日华人进行过简单的调查。所以我来华之后选取了靠近山东的连云港地区进行调查。后来的好几篇论文都是根据这一地区的调查结果写成的,例如岩田礼( 1992) 及岩田礼、苏晓青( 1999,2004) 等。

  黄: 您主持和参加过的项目主要有哪些? 最新研究成果是什么?

  岩田: 我很幸运,这么多年总有一个团队在并肩战斗。自 1989 年以来,我们研究汉语方言已有 20 年的历史,所做的大多是有关方言地理学的研究。首先是由我主持的共同研究项目“汉语诸方言的综合研究”( 1989—1992) ,接着由平田昌司、远藤光晓、太田斋三位先生分别主持了一个项目,每一期都以成果报告书的形式出版了地图集,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出版一套完整的地图集。2004 年,我主持了一个新的课题, 即“汉语方言的语言地理学研究”( 2004—2006) ,其成果即《汉语方言解释地图》( 岩田礼 2009) 。至于我们在 1990 年代所积累的其他地图,有待收入该地图集的“续集”之中。

  黄: 北京语言大学曹志耘教授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已于2008 年11 月出版,《汉语方言解释地图》与之相比主要区别是什么?

  岩田: 《汉语方言地图集》基本上是一部“描绘地图集”( display maps) ,是基于曹先生及 45 位学者实地调查的 930 个方言点的资料绘制的。该地图集继承了汉语方言学描写研究的良好传统,其主要目的是在方言地图上表示出各种语言事实。该著是在统一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编写的,全面反映 20 世纪汉语方言基本面貌的语言特征地图集,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的地图集名曰“解释地图集”( interpretative maps) ,是相对于“描绘地图集”而说的。读者从这一名称想到的可能是经过等言线等加工法抽象化了的地图,但我们的地图集并未采用这种方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点儿接近描绘地图集。之所以敢称作解释地图集,是因为词形或词义的分类以及地图上符号的用法反映了画图者对方言变化的解释。这种做法继承了以《日本言语地图》( 国立国语研究所 1966—1974) 为代表的日本方言学的学术传统。我们的地图集主要以中国已出版的方言调查报告为依据,同时也使用了其他国家( 包括日本) 出版的一些研究报告。中国的方言研究自 1980 年代以来在描写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我们能利用的资料日益增加,给我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可以说,我们的工作是以中国方言学描写研究的良好传统为基础的。

  自从 2001 年曹先生的《汉语方言地图集》项目正式启动以来,我们之间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我多次获邀参加《汉语方言地图集》的编写工作会议。我们经常讨论的是如何分类以及工作重点是什么。我时时自问: 我们也许已经没有必要出版自己的地图集了。不过既然彼此之间画图的目的有所不同,分类及制图的方法也不尽相同,所以出版一部具有日本学术特色的汉语方言地图集可能仍有一定的意义。

  2. 贺登崧神父及其思想

  黄: 贺登崧神父不仅是汉语方言地理学的创始人,而且也是“日本语言地理学之父”。多年来您一直倡导并实践他的理论和方法,请问贺神父主要的学术思想和方法有哪些?

  岩田: 他强烈反对高本汉( Bernhard Karlgren) 重古典、轻口语的理论和方法,指出高氏调查到的只是汉字的读音,而非真正的“活的”方言。他主张用语言地理学的观念和方法来研究汉语方言,即慎重遴选少量有特色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片段,到较多的地点进行调查; 把调查材料照原样标到地图上; 联系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现象来研究语言; 对地图作出解释。贺神父半个世纪前的见解直至今天仍具有指导意义。

  黄: 贺登崧神父的理论在中国为什么不受重视? 您如何评价贺登崧与高本汉的学术道路?

  岩田: 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看: 高氏的理论在中国为什么得到重视? 中国传统的治学方式重文不重言,即重古典、重文献、轻口语。高氏的理论迎合了这一旧传统。从指导思想来看,高本汉和清儒实质上是一致的,都以“今音”( 中古音) 为基础,上推“古音”( 上古音) 。二者的区别在于: 一是清儒缺少方言材料的证据,而高本汉则列了 33 个地点的方言材料; 二是高本汉使用了国际音标这个重要工具。

  相比之下,贺登崧的研究既不看中古音,也不看上古音,而只看现代方言,与高本汉的方法迥然不同。贺氏的研究不是为构拟古音服务的,而是为了恢复方言学的本来面貌。说来惭愧,我最早的研究兴趣也是为了构拟古音,但1980 年代以后放弃了原来的理想,而改从了贺氏的道路。有人批评贺氏对于那些珍贵的文献材料视而不见、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需要指出的是,贺神父虽然重视口语调查,但绝不忽视文献资料的价值,他只是反对将古代的文献资料与现代方言事实简单地对应起来。他曾指出: “现代中国的文献语言学的错误不在于依据文献做研究,而在于要在方言中找出和书面汉字相对应的词。这一做法是以汉语变化有连续性这一点作为前提的。但是事实却彻底否定了这种连续性”( 贺登崧 2003: 107) 。有个细节颇耐人寻味,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最令他爱不释手的是《唐诗三百首》。

  3. 关于《汉语方言地理学》

  黄: 《汉语方言地理学》是《论中国方言地理学》( 日文版) 的中译本,而后者又是据贺登崧神父的若干篇论文编译而成的,请问您为什么要编译《论中国方言地理学》呢?

  岩田: 主要是为了整理、保存贺登崧神父的研究成果,并使其理论更具系统性。另外,也为了让日本学者了解贺神父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成果,当时很多日本学者并不清楚贺神父的研究工作始于汉语方言研究。1988 年我和贺神父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就提出要整理、翻译他的著作,他非常支持。我们根据贺神父在 1940—50 年代发表的四篇论文及相关资料,进行

  了综合、补充、注释和翻译的工作,最后以《中國の方言地理學のために》为名出版( 贺登崧 1994) 。

  黄: 《汉语方言地理学》中译本的缘起又是什么?

  岩田: 贺神父在 1940 年代所开创的中国语言地理学还在襁褓之中就夭折了。我们出版中译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学者了解和学习语言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促进中国语言地理学的早日复苏。1996 年,我带石汝杰教授夫妇去拜访贺神父。他慨然应允我们把《论中国方言地理学》译成中文出版。七年之后,中译本终于出版,遗憾的是,作者贺

  登崧神父未能看到中译本的出版。

  黄: 《汉语方言地理学》出版后,学界反响强烈。有人说: “这个中译本的问世,是方言地理学在中国苏醒的标志。”您怎么看?

  岩田: 汉语方言地理学在中国已经沉寂了半个多世纪,这种状况直到近年来才得到改观。贺登崧( 2003) 、项梦冰、曹晖( 2005) 、史皓元、石汝杰、顾黔( 2006) 、郭风岚( 2007) 、王文胜( 2008) 和曹志耘( 2008) 等一批新成果的问世,标志着语言地理学在中国的复苏。

  黄: 您有无翻译贺神父其他著作的打算? 此外,日本还曾经涌现过柴田武、马濑良雄、德川宗贤等许多杰出的语言地理学家,而中国大部分学者对他们的著作几乎一无所知,这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遗憾。

  岩田: 囿于时间和精力,我目前暂无其他翻译计划。我希望其他有志于此的学者朝这个方向努力。据我了解,石汝杰先生又已经着手翻译法国语言学家Albert Dauzat( 1922) 的著作了,我希望他的译作早日问世。

  4. 语言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前景

  黄: 首先请教一下该学科的名称问题。目前我们能见到的几个相关的中文术语,即“语言地理学、方言地理学、地理语言学”。您怎么看待其中的分歧?

  田: 这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有的学者似乎习惯“地理语言学”的叫法。这个叫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们所做的是语言学研究,不是地理学研究,所以应该叫“地理语言学”。但欧美的语言学者多使用“语言地理学”或“方言地理学”的名称,日本语言学界也仿此,这是事实。为什么呢? 我现在感觉,“语言地理学”可能原来就是一个比喻。Gilliéron 等早期学者并不期望该学科归属地理学,而只是把他们的研究方法比作“以语言为对象的地理学”( 转引自Dauzat 1922) 。贺神父的著作中有“语言地质学”的说法( 贺登崧 2003: 107) 。

  另外,Gilliéron 有“语言的病理学和治疗学”的说法。这当然与医学无关,也只是一种比喻,意即由于语言内部因素及外部压力,词语变形或者缩短以致趋向衰弱,语言自身采取各种治疗法以恢复词语的生命力( 转引自 Dauzat 1922: 83—95) 。我本人坚持“语言地理学”或“方言地理学”的叫法,因为我的研究方法来自 Gilliéron 和贺登崧神父等人。

  黄: 关于语言地理学的学科地位,您有何意见?

  岩田: 关于学科分类的问题,我并未仔细考虑过,这里只指出两点。

  首先,语言地理学( 即上述 Gilliéron、贺登崧式的语言地理学) 是历史语言学的一个方法,可与比较法和内部构拟法并列,均为构拟语言的变化服务。不可否认,比较法是阐明语言骨干部分变化最有力的方法,但其所谓“音变定律”是以语音变化的连续性为前提的,对于不合定律的现象均以“例外”处理。虽然比较法力求发现产生例外现象的原因,但“例外”这个字眼毕竟含有“非常规”之义。其实,语言变化中经常有搅乱变化连续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如通俗词源、牵引现象、同音冲突等,甚至也会发生“例外”变成“常规”的状况。如

  果比较法忽视这个事实,所谓“构拟”必定归于虚构,因为比较法的对象不外乎个别词语。“每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这一警言的重要性,未从事过语言地理学研究的人恐怕难以理解。

  其次,本人强调,方言学应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的方言学从高本汉以来一直隶属于历史音韵学,近几十年来逐渐拓展至连读变调、方言词汇、方言语法等方面的研究。但方言学的研究对象还不止于此。应该说,方言的变化或多或少都反映出人们的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故方言学也需要借助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他领域的研究,总的来说是一门综合性的人文学科。要论方言边界线的形成问题,必须研究其历史背景; 要论方言的传播,需要研究河流、山口等自然地理以及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又如,某一虫子的方言词形会反映说话者对此虫子的认知形态,故也需要研究它的生态以及有关的民间信仰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Labov 式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城市里的方言,但语言地理学历来注重研究城市方言与农村方言的相互影响。

  黄: 目前国际上语言地理学的发展趋势如何?

  岩田: 2007 年 8 月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举办了一次名为“世界的语言地理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从本次会议可以看出,现在欧洲及日本语言地理学者的做法一般是,把前人的调查成果输入电脑,建立语言信息库和地理信息库,然后利用专业绘图软件绘制各种各样的地图,例如语言数据和海拔数据相结合的地图。这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中传统的农村方言大部分都已消失,没有条件进行语言地理学的调查。

  黄: 中国语言地理学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岩田: 主要是学界重视不够,研究人员太少,尤其缺乏熟悉语言地理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者。例如,“同音冲突、混淆、类音牵引、通俗词源”等概念早已为欧洲和日本的语言地理学者所熟悉和使用,但对于大多数中国语言学者来说还很陌生。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语言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所以目前急需传授语言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培养合格的研究力量。

  黄: 中国语言地理学的发展前景如何?

  岩田: 中国语言地理学大有可为,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如此。正如曹志耘( 2002) 所指出的,中国拥有复杂的语言和方言差异,悠久的历史发展,以及丰富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当今语言地理学研究不可多得的沃土。也正如柴田武在《汉语方言地理学》序“愿方言地理学在中国开花结果”中所预料的: “( 方言地理学) 这一方法是 20 世纪初在法国诞生的,到 20 世纪末,在日本已经极为普及,而到 21 世纪将在中国发扬光大。”我坚信,今后汉语方言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面对方言地理学的课题。我同时希望,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汉语方言地理学会成为一门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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