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语言学 >> 大家访谈
乔姆斯基在线访谈 语用学的性质和相关问题
2013年10月29日 21:17 来源:《语言科学》2003年第1期 作者:斯特梅尔 乔姆斯基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译者按:斯特梅尔(Stemmer)博士是《神经语言学手册))(Handbook of Neurolinguisties)(1999)的第一主编,也是《脑和语言》(Brain and Language)杂志第68卷(1999)语用学专刊的特约主编,本文译自该专刊的第二篇文章An On一Line Interview with NoamChomsky:On the Nature of pragmaties and Related lssues。斯特梅尔访谈的对象是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生成语法理论的创始人乔姆斯基,他自从1957年发表生成语法理论的奠基之作《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以来,理论体系一直处于推陈出新的状态之中,新近的出版物主要包括:1998年出版的《最简探索:框架》(Minimalis tInquiries:The Framework),2000年出版的《语言与心智研究新视野》(New Horizon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Mind),2002年出版的《天性与语言》(On Nature and Language)。斯特梅尔在本文所提的四个问题均由《脑和语言》杂志的编者精心挑选,涉及语用学、神经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三个方面,我们认为这样的问与答既体现了西方学者群体关注的研究焦点,也展示了乔姆斯基理论求索的最新动态,为此我们翻译了这篇文章,以飨读者。

  问题1:您如何看待当代临床神经心理学的研究对您的语言加工观点的影响?

  乔姆斯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关于语言加工,除了相当明确的观点以外,我没有其他特别的看法:如果Jones拥有语言L,那么Jones的语言加工就获得了L;这样在加工语言时,我就获得了英语的一种变体,而非日语。我认为L(对我而言,即英语的某一变体)是语言能力(FL)的完成状态(在此,我忽略了无关的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例如,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人是“只用一种语言的”)。我带着特定的问题关注有关语言加工的文献,看就语言加工和语言性质方面我能了解些什么:例如,在语言加工系统和其所获得的系统L中如何“分配”语言的明显特性。

  问题2:(a)您是否认为按照Fodor严格的术语意义讲,语言是一个模块(module),即语言是多用途中央机器的“愚蠢”的卫星,这一中央机器就是“真正的智能”所在处?〔1〕(b)您是否认为在他(或Marr)的术语里,交际是或至少能够是一种能力?这两个问题与您在范围—普遍性和范围—特殊性的争论中所持的立场有关。在我看来,您的“心理器官”(mentalorgans)的观念与后一种主张相像,而非前一种,但您有关心理结构的整个论题是相当模糊的。如果我是对的,那么当您(在您的一本书的旁注里)谈到“交际能力”时,您表述的意思和我的也许相似:即交际能力是心理器官,但这种交际能力是推理的、非模块(nonmodular)的。不然,您会采纳Fodor的主张,认为像交际这样的内在推理过程是行为(例如,作为核心系统的一个任务),而非能力。

  乔姆斯基:因为有关“心理结构”,没有任何可信的说法,所以我(有意)保持了“整个论题的一定程度的模糊。”我已经多次表明自己的假想(当然是尝试性的),例如在《语言沉思录》(Reflectionson Language)[1975,(RL)]的开始部分。根据Randy Gallistel所描述的“目前神经科学规范”的意义可以将心理结构假想为模块(modular)。按Gallistel的说法,所有动物都基于专门的“学习机制”(learning me chanisms)、“学习本能”以特定的方式进行学习,这些“学习机制”、“学习本能”实质上就是构成神经回路的脑内器官,所构成的神经回路使得动物能进行某一特定的计算,例如:动物或多或少都能反射性地远离“十分危险的环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基于特定“语言器官”(languageorgan)的语言获得是本能的。在《语言沉思录》一书中,“学习机制”被称为LT(O,D)(范围D中适用于生物体O的“学习理论”);其中的一个—就是我特别关注的—是LT(人类,语言),人类语言能力的初始状态FL,特定的“语言器官”在经验的触发和成形作用下获得的各种状态,例如,Jones拥有的语言L。我们可以把LT(人类,语言)的初始状态描述为将经验投射到完成状态L中的一种装置,即“语言获得装置”(LAD)。有时人们争论LAD是否存在,甚至认为LAD是不成立的。假使在专业意义上使用这些术语,所得的结论等于说并不存在专用的“语言模块”,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给我孙女的小猫(或黑猩猩,或任何其它动物)和我孙女同样的经验,小猫却没有获得我孙女所获得的特定语言呢?这是一个谜。我认为没有人会相信:随着研究地完全深人,所提出的适用于语言的“一般学习机制”看来是预先假定了很丰富的专用于语言的天赋结构,且该结构比普通语言学理论提出的结构(例如,“不规则动词模块”)更丰富。我不知道有什么针对这些问题的方法(包括最“基本的行为主义者”的方法)没有预先假定(常常是不言而喻地)一个孩子能设法区别语言材料与其余的混乱部分,再设想FL,然后设想LAD。为了减少一般假设的含混,所采用的方法就是要发现各种特定“学习机制”的性质—在我的术语里指系统LT(O,D)—其中包括“语言器官”FL、原则上FL能获得的各种状态、所涉及的“神经回路”等。这也是“在范围—普遍性与范围—特殊性的争论中”持某一立场的方法,由于受当前理解的限制,我想任何立场都只是暂时的。我承认我并不真正理解所进行的这一争论关注的是什么(我没有参与)。有关人类语言[LT(人类,语言)的部分,专用的“学习机制”即“语言器官”」特性的问题是相当有趣的。这些都是我所知道的在语言系统和其它认知系统的研究中探索的主题,但我并不理解这一激起很大热情的“争论”。

  所发展起来的系统之一(或者为一个独特的模块,或者为其它模块的一个成分)是一种“交际能力”,这种能力使我们能够以适合情境的各种方法有条理地使用语言。这看来是可能的,因为已经发现了分离(比如:有限的交际能力和丰富的语言能力等)。如果交际能力系统存在,那么该系统是否为一个“推理的非模块系统”就依赖于问题的真相:例如,“交际能力”的性质是否类似于我们绕路时找到回家之路的性质?“交际能力”的功能是否独立于(或部分独立于)一般的推理能力(如果“交际能力”存在)?有关这些问题是有证明的,也有将证明系统组织起来的尝试,但就我所知,几乎没有可信的观点。就其价值而言,我个人的看法是“一般的推理或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说法相当空泛,我们在一个或另一个生物体中研究实际案例时会发现所假想的特定机制。但这是有待研究的问题,而非已成定论。也许值得一提的是必须注意不要受异质的非正式用法的误导。尤其在英语里,一种语言系统使用的说法是“知道一种语言”、“语言的知识”,其它的(甚至相似的)语言系统则使用这样的术语:“拥有一种语言”和/或“说一种语言”。这也就是为什么(说英语者)通常假设Jones和他的语言(这种语言对Jones来说是“外在的”)之间有某种认知联系;或者假设Jones拥有“其语言的理论”,一种他“知道”或“部分知道”的理论。英语的术语“语言”(和其它语言相关但并不相同的概念)的使用方式包括社会政治的、目的论的和标准的要素,地图的颜色,帝国的稳定性等,这一事实促成了上面的结论;尽管不断强调,但专业语言学中术语“语法”的系统模糊性或许也促成了上面的结论。任何人都不能期望这些概念会对语言的性质、使用和获得以及相关问题的系统研究发挥作用,正如不能期望像“热”、“元素”或‘性物”这样的非正式概念能超越自然科学的初级阶段而存在一样。接下来我们讨论问题(a)和(b)。

  关于(a),在《语言沉思录》一书还有其他著作中讨论的模块性概念与在FL及特定语言(从我的角度来讲是FL的各种状态)的研究中探讨的模块性概念一致,这两者与Fodo:的模块性概念不同,Fodor的模块性主要关注输人系统。与之相对,《语言沉思录》中的模块性关注认知系统:特定的“学习机制”,它们的初始状态和完成状态;输人(感受的)和输出(语言使用)系统如何获得完成状态。而按Fodo:的见解来看输人和输出系统是否为模块,则是另一个不同的问题。这些模块性的主题和概念尽管相关但并不相同。

  Fodor在《心理模块性))(Modul盯ityofMind)中提出这一问题时认为“适用于语言的知觉系统包括了其范围内的对象的相当复杂的理论;也许这是根据语言的语法所表述的理论。”对此,我有更好的说法:适用于Jones的语言L(FL的一种状态)的知觉系统获得了L。语言学家寻求发现的是L(和FL)的理论;改变传统的术语,语言学家有关Jones的L的理论可称为“L语法”,FL的理论可称为“普遍语法”,但并非Jones,而是语言学家拥有L和FL的理论。Jones拥有L,但不拥有L的理论(除非他相信他所拥有的语言,与他所拥有的视觉系统或解决问题的能力一样,没有特殊的地位)。我们进一步观察,会看到这里所涉及的问题,不仅包括术语的选择,但先不管这些。很明显,模块性的这些概念和所提出的问题一样,都是不同的,然而它们是相容的,除了某一点有分歧:在Fodo;的框架里FL和L是“核心系统”,但《语言沉思录》一书(和Gallistel的“神经科学规范”)则认为L和FL是核心“心理结构”的不同成分,所以“核心系统”不会是松散的—Fodo:称为“奎因的和各向同性的”;如果我的理解正确,那么Tirassa则称为“推理的非模块的。”无论怎样,我在过去40年里讨论的模块性概念(例如,在RL里)决不是这样的一种观点:将语言(FL和它的各种状态)看作是“多用途中央机器的‘愚蠢’的卫星,这一中央机器就是”真正的智能“所在处。”那也许是一个类型错误,融合了知觉系统(Fodor的输人模块)和其所获得的认知系统L(Fodor称为“其范围内的对象的理论”)。我想在RL和其他书中这是很明显的,我希望对它的表述会和我们有限的理解范围一样清楚。

  关于(b),交际是一种行为,而非一种能力(无论术语“能力”是在专业意义上还是在非正式意义上使用)。在为了交际的语言使用(语言的众多用法中的一种)的基础上有可能存在“交际能力”的形式。至于著名的M盯r的分析三层次,所关注的是输人—输出系统(例如,视网膜图像的映射用于内在的表达)。语言不是一个输人—输出系统,因而M盯r的层次虽然可修改以适用于其他问题的研究,即描述加工和生成过程中所获得的认知系统的特征,但不适用于语言研究。

  问题3:您对当今的神经语言学有什么看法?

  乔姆斯基:我有个一般的期望:新的无创伤技术能够或至少部分能够避开进行直接实验的障碍。这些障碍主要包括明显的伦理障碍和人类语言能力的生物隔离,这种生物隔离使得动物实验与语言研究之间几乎没有关联(即使不考虑伦理障碍);再次引用Gallistel的话:“我们也许永远无法使用动物来研究语言感知的神经基础[更不用说在语言感知中所获得的作为一种认知系统的语言],同样的原因,也无法使用哺乳动物来研究偏振感觉的神经基础。”人们期待新技术能带来成功的希望。另一方面,传统神经语言学的研究继续产生引人注目的成果。这儿提及一个最近发表的例子,YossiGrodzinsky和LisaFinkel声称在失语法的Broca失语症中发现了短语类错置和词汇类错置的区别,该结论与研究语言性质的学者提出的观点(尚未发表的)有联系。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例子。更一般地说,我没见到有任何原则性的方法可以将语言学(即我们在此讨论的是语言研究的一个分支)和神经语言学区别开来,这正如没有原则性的方法区分化学与物理化学一样。为了暂时的目的,这些区分是有用的,但随着研究地深入,就希望消除这些界限。我个人的观点一直是这样的:原则上,语言研究是人类生物学的一部分,有人称其为“生物语言学”。

  问题4:(a)Levinson在《语用学》(pragmaties)(1983)一书中探讨了语用学在语言学理论中的作用,他认为普通语言学理论必须融人语用学,以作为完整理论的一个成分或层次:“为了构建语言能力的完整理论,重要的是要发现成分或层次的逻辑顺序。例如,Chomsky认为在逻辑上句法学优于音系学,因为音系描写需要涉及句法范畴,但反之则不然;这样,相对于音系学来说,句法学是自主的,而音系学(相对于句法学来说是非自主的)则被看作是得到了句法输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音系的表述。问题是接受了这种主张,是否有可能认为相对于语用学来说某一可接受的语法成分是非自主的(也就是说,某一语法成分需要语用输人)?如果是这样,在逻辑上语用学必定优于那个成分,因而必定为完整的语言能力理论所包括。”(第34页)。对Levinson的有关主张,您有什么看法?(b)您认为是否值得假设语用学的“神经”方面?

  乔姆斯基:关于(a),我也许应该从某些术语/概念的澄清开始回答。我个人的观点比您引用的Levinson的观点更强硬:“普通语言学理论必须融入语用学”,语用学不仅是“完整理论的一个成分或层次”而且是核心和关键的成分(我不会在专业意义上称它为一个“层次”,原因在于该术语不恰当)。我的第一个(非)出版物是有关这些主题的一篇很长的名为《语言理论的逻辑结构》(LogicalStruc-tureofLinguisticTheory)(写于1955,修改于1956,发表于1975)的手稿。我在此书以及所写的其他文章中,均在传统(peireean,Fregean,Carnapian等)意义上使用术语“句法学”,并且假设一种“意义使用理论”(在那时尤其受到后期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影响)。这样,我通过“句法学”就意指了符号系统的研究,包括我们所做的心理/脑内部的任何计算/表征系统的研究。该研究包括:系统成分间的形式联系(例如,韵和蕴涵,这些都是内部符号客体的形式联系);模型—理论语义学(这些模型被看作内部客体,即“心理模型”—按我的观点,它们在实践中与经常宣称的说法相对立);建立在符号客体间(例如,“伦敦”和它的“语义价值”之间,既不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实体,甚至也不是我们设想的世界的一个实体,但却是某一内在思想系统的实体,其自身与这个世界相关)具有的R联系(有时称为“指称”)之上的形式语义学等。仍将JoneS的语言L看作是FL的一种状态,Jones通过各种方法运用L的句法客体:内在的思考(我想这是到目前为止统计出来的最普遍的用法),保持个人的联系,交际,叙述故事等。按传统的术语,对语言的使用所作的研究称为“语用学”。我认为,根基于L的符号客体和外在客体之间具有(在现实世界或外部世界中作为想象的和假想的)的真正指称联系上的传统意义的自然语言语义学是否存在,仍是一个尚未阐明的问题。我一直对此相当怀疑,其原因在其它地方讨论过。无论怎样,这是有待研究的问题,而非假想。

  从这个观点出发,“语用学”必定是任何旨在完整的语言学理论的核心成分。为了术语的连续,我在狭义和广义两方面使用术语“句法学”。广义就是刚才提到的传统意义。狭义是理论内部的意义。我们设想FL的内部句法(计算—表达)系统的一个部分(称为NS)构建的句法客体使“语音形式”(可进人感觉运动系统)和“逻辑形式”(可进人思维系统,观念—意图系统)得到定位。那么“狭义句法学”就是对NS所作的研究。这种用法(有意地)留下了许多要由经验研究来解答的重要问题:例如,量词范围或指代联系的限定在何处进入广义句法学?由于句法学的一个成分(我们称为“音系学”)将NS独立构建的客体定位为语音形式(在非常普遍的意义上包括形态加工和—按我的观点—具有语法转换性质的加工),经验的假设便认为狭义句法学“优于语用学”。这些经验的问题是非常真实和有争议的,没有人会把它们看作教条的问题。假使(就如这一问题所暗示的)我们暂时接受这种性质的经验假设。那么让我们考虑:“是否有可能认为相对于语用学来说,某一可接受的语法成分是非自主的(即需要语用输入的某一成分)”,“在逻辑上语用学必定优于那个成分,因而必定为完整的语言能力理论所包括”?虽然我不知道计算—表达系统看起来像什么,但我认为该系统接近语言使用的特性。例如,假设我们考虑这样的事实(很清楚是正确的):在语言的交流中,参与者假设新/旧信息是共享的背景材料(新/旧信息有时被错误地称为“语篇”;实际该术语没有此义)。进一步假设(这看起来也是正确的)旧/新信息与狭义句法学中的“错置效应”有关。再进一步假设(只是为了具体),我们认为在狭义句法学中这些错置效应可通过转换操作表现出来。那么我们能说宾语移位、话题化等操作真正使用了共享的背景信息吗?这看来没有逻辑联系;我能想到的对这些直觉观念的任何澄清均产生了无效范围的计算系统,从而迫使我们阐明不可能是理性探索主题的“一切理论”(注意:这不是物理学专业意义上的TOE,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想更合理的方法是使这些操作成为“自主的”,即广义上的句法学,并将语用学理解为关注表达特性的方法(比如错置)的理论,语言—外部(而非个人—内部)系统根据旧/新信息来解释这些方法。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易处理的和清晰的问题。我认为,这一结论能推广到其他此类问题上。如果正确,则句法学(广义或狭义的)对语用学而言就是“自主”的—需要补充的是,除了有时我对某些声称“句法自主性”的论题作出反驳外,我从未使用过“句法自主性”这一术语。有关“句法自主性”的争论是片面的;其片面性在于只有表明观点的批评文章参与了辩论。有大量这样的争论,包括批评者称为“天赋假说”的争论(也常常认为是我、Fodor和其他人所提)。我不知道所设想的说法意味什么,与此相应,我也没有支持过任何这样的假设—这超出了起码的常识,等于说在我的孙女和她的宠物猫(猴子,石头等)之间发现了与语言有关的某些区别。

  语用学是否“应包括在完整的语言能力理论中”?我们看起来又回到了术语上。正如已经指出的,我一直认为语用学是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核心部分;就如刚才所说,在这方面我的观点是相当极端的。至于术语“能力”,它有非正式的普通用法意义和专业意义两种,无论怎样,后一种意义都是由它的使用者指派给它的(就如专业意义上的“张量”,“不可决定性”等一样)。我只熟悉一种专业意义,很多年来,我使用这种意义标注JoneS知道什么和Jones做什么(能力对行为)这二者在观念上的区分,这种区分是没有争议的。我努力(也许是徒然的)介绍这一专业术语,以避免由非正式的英语概念“知识”的不加辨别的使用或与非正式用法相差很大,在哲学文献中出现的专业概念“知识”的使用(这种用法是好的,只要能清楚地辨别它,争论就会消除)所引起的无意义的争论。如果我们在专业意义上使用术语“能力”,那么由于令人讨厌的术语原因,语用学就不是语言能力理论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在普通的英语意义上使用术语“能力”,那么我认为有人会说语用学是语言能力的一部分,但该结论仍然是由令人讨厌的术语问题产生的。我想不出有什么方法可以解释这个问题,也许我没有抓住关键。

  让我们来看问题(b):是否“值得假设语用学的‘神经’方面?”如果语用学研究语言的使用,那么它在人类生物体中,比如脑部就有某些基础(语用学也包括其它很多方面,比如姿势等)。如果那得到承认,我们就假设语用学涉及脑机制,其中包括运动行为组织、感觉等系统。虽然也许还有其它相关的脑机制,但人们认为这些包括了重要的神经机制—“脑”是一个非正式的术语。再强调一下,我并不真正理解争论的是什么。

  访谈结束。


  作者简介

  斯特梅尔,女,加拿大蒙特利尔老年医学院研究中心和德国康士坦茨大学康复与健康科学研究所教授,《脑与语言》杂志编委,德国临床神经心理学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神经语言学,神经语用学和神经康复。乔姆斯基,男,1928年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及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句法学、语言哲学等,主要著作有《句法结构》、《句法理论面面观》、《管辖与约束论集》、《最简方案》等。最近主要关注语言学与脑科学的学科整合。

  译者简介

  沈兴安,男,1975年生,江苏丹阳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徐州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助教。主要学术兴趣为神经语言学、理论语言学。已在《当代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中国语言学报》等期刊上发表论文。方环海,男,1968生,江苏沐阳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徐州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副教授、副所长,中国音韵学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已在《语言研究》、《古汉语研究》、《中国语言学报》、《外语学刊》等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分享到: 0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隋萌萌)
696 64.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wxgg3.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