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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与语言学的交叉和越界 陈力卫教授访谈
2013年10月29日 21:31 来源:《学术月刊》2012年第9期 作者:曹南屏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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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陈力卫,1959年生于西安,1982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日语系。1984年北京大学东语系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10月赴日,1990年于东京大学日本语言文学专业读完博士课程后,去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过10个月的访问学者。1991—1993年,在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做外国人研究员。1994年在日本目白大学就任教职,2005年升为教授。2009年转任日本成城大学教授。专攻日本语史、中日语言交流史。主要著作有《和制汉语的形成及其展开》(汲古书院,2001)、《图解日本语》(合著,三省堂,2006)、《日本的谚语·中国的谚语》(明治书院,2008)、《日本语史概说》(合著,朝仓书店,2010);译作有《奥州小道》(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风土》(商务印书馆,2006)等。

  ○曹南屏,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陈老师,很高兴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对您进行访谈。认识您很多年,读过您不少研究成果,也了解您不少经历和故事。我想,一个学者早期的求学经历可能会与他此后所走的学术道路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所以,就让我们先从您早期的学术经历开始吧。这些不同阶段的学习经历带给您什么样的影响?

  ●我生长在西安,1977年刚好是高中应届毕业生,后半年高考,第一志愿填的就是离家最远的黑龙江大学,在那里学了四年日语,然后考研究生考到了北京大学东语系。当时,同一个导师指导的同学有三人,导师孙宗光先生指定我们各搞一个方向,我被定为搞音韵学。好在北大中文系的课可任意选,所以两年半下来,中文课选的比日文多,硕士论文写的是日本汉字音的入声字演变问题。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工作了两年。

  1986年秋,我选择自费公派到日本东京大学留学,先在中文专业跟平山久雄先生继续学音韵学,但在准备考博士研究生课程时,考虑到将来回国任教的问题,选择了国语(即日语)专业。但导师山口明穗先生主要是搞中世日语语法,对我原先的硕士论文不感兴趣,只好改做日语副词史的研究。这当然也跟我在读本科期间关心的课题有关,当时还没毕业就写过两篇关于日语副词的文章登在《外语学刊》上了。东大的四年完全是材料的训练,中文专业和语言学专业的课同时也选修一些,但主要做的是日语“陈述副词”的历史演变问题,特别关注的是日语固有的副词在用于诠释和解读汉文时,如何从中汲取汉文本身的词义来扩充和壮大自身的语义。比如,日语用一个副词“まさに”(masani)来对应和诠释汉语的“当,将,方,正”时,经过几个时代,其本身则由最初的单纯词义,发展到与汉语并行的多种词义。现在看来这已经是在搞语言接触史的研究了,可当时没有这么想,只是理所当然地作为日语史的一环来做,这个过程当然要从古至今梳理各种文献,而且中日文都要触及。东大呆了四年,只修满了博士课程的学分,论文一篇也没有发表,当然拿学位更是一种奢望了,所以,我的最终学历的正式写法是“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科国语国文专攻博士课程中退”。因为没拿到学位,所以只能称“中途退学”,大家都如此,也没感到什么内疚。

  1990年秋,我离开东大去美国斯坦福大学做研究,没想到竟然赶上朱德熙先生的汉语语法课。当年在北大期间只给朱先生(当时是北大副校长)做过翻译,却没听过先生的课,而这半年的课竟成了朱先生最后的讲义!在听课和讨论时,我开始对名词问题发生兴趣,后来回到日本,写的一篇论文《关于“有+N+VP”句中的N的特性》就是为纪念朱先生的。在斯坦福大学,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可以接触到当年传教士留下的英汉、汉英的对译材料,所以经常晚上12点以后开车去镇上复印材料,因为过了12点就比白天复印便宜一半的价钱。这样几个月下来,19世纪的对译辞典等几乎都在手中了。1991年夏回到日本,在国立国语研究所挂单,基本上是整理这批材料,后来1994年和1995年写给《原学》的两篇论文《初期的英华辞典与日本的洋学》、《从英华字典看汉语中的“日语借词”》算是这一阶段的成果。

  ○ 2001年,您的第一部专著《和制汉语的形成及其展开》由日本知名的学术出版机构汲古书院出版,但可惜的是,国内一直没有中译本。能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您的这部“处女作”吗?

  ●因为是第一本正面研究日语中的“和制汉语”的专著,所以首先要解释的是这种“和制汉语”产生的土壤是什么?我用同一《论语》做文本调查,发现中日两国的语言学家所统计的单音节词与复音节词的比例正好相反:中国学者为74.9%∶25.1%;而日本学者则为35.6%∶64.4%。这就是说从同一文本之中,日本人认定的复音节词比中国人认定的要多出一倍以上。我给出的解答是日语音读的发达带来的结果。因为只要能够用音读的都可以视为一词。换言之,也就是读同一汉文文本时,江户时代能够从中抽出的词要比平安时代多,即对日语中的汉字词的认定标准要宽松得多,其结果反映在构词方面也就更为丰富自由,这样进一步而言,我们从构词法上也可以辨别出不少日语独特的汉字词,我研究的“和制汉语”形成的基础亦在于此。日语里面因汉字的同音导致出不少新的词形,这也是“和制汉语”生成的一种形式。比如,“蚊虻→文盲”、“假粧·严粧→化妆”、“拒张→故障”、“早帰→棗龜”等都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而成的,这就需要对每个词做详细的历时描述才能得出相应的结果。这种同音造词,在后来的日本文字改革政策下反倒是一次性地人为制定出的更多。

  因为拙著定位在日语史研究上,所以做近代部分首先要搞清楚哪些中文文本影响日文,即先要辨别出日语的近代新词里哪些是出自中文的,才能确定哪些词是日本独自创造的“和制汉语”。做这方面的材料主要是传教士留下的汉文西书和英华辞典,所以,从斯坦福大学带回来的那批资料派上了用场。做日本独创的新词时,主要用的是日本第一本人文科学的专业术语集《哲学字汇》(1881),通过其改编的过程看新词新语的增补程度。最后又拿日本近代的第一本国语辞典《言海》(1891)来做调查,通过分析其中表示日本独自的汉字表记词“和之通用字”,也可看出明治中期这类词中的“和制汉语”的意识和基本框架。有关“和制汉语”进入中文的一些现象,我放在了书中最后一章讨论,即“和制汉语”带来的语言特征是什么?反映在日语里是词缀造词的高度发达,进而演变成只具备做构词成分的词,如“国际”、“具体”、“积极”、“未满”等在日语里不能单独使用,只能与别的名词相组合使用;而汉语里则多成了所谓“非谓形容词”,我们不说“他是男性”、“这家工厂是国营”,这里的“男性”、“国营”都是来自日语的“和制汉语”。它们进到中文以后反倒不符合中文语法,那么我们可以利用此特点对这类词从语法上加以甄别。

  ○国内的许多学者很多时候都会认为您是一位语言学者,这我想当然也跟您早期所受的学术训练有关。虽说对于您的研究阅读过不少,但这都局限于您所写的一些与中国近代史十分相关的论文,能为我们讲一下您在语言学的研究领域所做过的和正在从事的一些工作么?

  ●我现在也还是认为自己是搞语言史的,对语言问题的关注一直是我的方向。在日语史方面,我主要从事固有日语在训读汉文时的演变及早期中日对译的妥当性等。这方面多做的是个别词的演变史,我们可以通过早期日语对中文的诠释来恢复汉语本来的面貌。如,“努力”一词在早期的日语里是用副词“ゆめyume”来对译的,那么,这个词在日语里的意思我们是可以通过《万叶集》(780)等古代文献来确定下来的,它是要人多加小心的意思。那么,它与“努力”的对译说明“努力自爱”、“努力加餐饭”等应该是“多保重身体,走好”、“注意身体吃好饭”的意思,所以我们用来教育儿童的“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本应该是“年轻时不注意身体,老了可就惨了”的意思,跟学习没什么关系。这一意思,其实过去郭在贻先生已经论述过,他只能靠比照例句来推测词义,那么古代日语中的词义描述与汉语的对译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客观的参照系数了。这就跟我们研究汉语中古音时,拿日语的吴音、汉音做参照一样。这一思路在后来做的本草词汇和“唐话”词汇研究中仍然生效。两者都是日中对译的形式,前者是解释日语固有词在与中文词的早期对译中,有不少是当时的日本人想当然地把汉字概念拉过来充数的,如“紫阳花”、“女郎花”等,所以会出现日文概念与中文概念并不一致的现象;后者则是用迄今已有的、在日语里常用的汉语词,来对译新近从中文白话小说等引进的汉语词,如用“大名”、“武士”、“浪人”来对译中文的“国王”、“仕官”、“左迁”,这样便可在日语里构成新的类义词。同时,我们也可通过这种对译关系来验证中文本身的词义。其后的长崎通商贸易所需的口语资料及翻刻白话小说汇编的《小说三言》等也都是同一走向。如“奇遇(デアヒ)”、“风流(スイナ)”、“一般(ドウヨウ)”、“勉强(シンボウ)”、“丈夫(テイシュ)”、“标致(キリョウ)”、“地位(バショ)”、“分量(ミノホド)”等这些词的左右两旁分别用日语标出读法和词义的做法实际上是加快了这些词的日语化。

  在做近代部分时,我认为是进入日本的汉文资料推动了日语中汉语词的迅速发展。这些资料基本上都被施以训点、按照日本式的读法来加以理解,也就是说反映了日语吸收汉语词的一个过程。前面提到,正是由于近代汉文训读的蓬勃兴起,使得日本人在读汉文时,更重视囫囵吞枣式的朗读和背诵,这容易在形式上加快汉语单词的切分和抽出,其中也就导致汉语的音读词的比率急剧上升。这种趋势在日语里面,越往后越明显。大家都知道日本明治时代涌现了很多汉字词,但这些词是如何突然地、大量地出现在日语里的,过去一直没有人去解释这一现象。我认为起因在江户时代日本树朱子学为官学这一方针上,为此要熟读“四书五经”,而这时候的汉文训读法较之平安时代以来的传统读法已经是简略得多了,也就是不用逐字释义,只要能够视为一词的都可以音读之。日本近代的汉语词的大量产生的契机应在于此。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何日本明治时代当时能用那么多的汉语词来翻译西方概念。

  ○正如刚刚已经提到,您近年来写过不少论文都与历史学有关。您原先更多的是以一位语言学者的形象在学界活动,但是,近年来,您的许多研究都开始广泛涉及中国近代的历史,比如说关于《共产党宣言》的研究、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等,还有论文涉及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西文书籍对于日本的影响。请问,您的研究为何会越来越涉及历史学的领域?近年来,在历史学的领域中,您又对哪些问题深感兴趣?目前已经完成的研究大致涉及哪些问题呢?

  ●其实搞语言史的基本方法就是实证,所以这和史学是相通的。前面提到过,日语史实际上是一种语言接触史,它与中文息息相关,做到近代就更是一种文化传播与冲撞了。比如,早期在华传教士用中文写的书或编的辞典在17世纪至19世纪前半叶传到日本,影响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并为日语补充了大量的新词新概念;而19世纪晚期,日文的大量著作和辞典又被中国所引进,这一出一进,在语言上造成了大量的中日同形词,在实际的交流史上,需要我们确切地把握具体材料来予以说明。所以,做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西文书籍对日本的影响以及做《博物新编》、《万国公法》在日本的流传是属于前者,即中文如何被日文所吸收;而做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和《共产党宣言》的译本研究则是后者,也就是日文的各种要素是如何影响中文的。如果说我的研究越来越涉及历史学的领域,那完全是为了弄清语言事实而为,即作为语言材料是否可靠或者能否说明语言变化的契机,则是我要搞清楚的首要问题。从这一点来说,最近又开始重新审视一些语料。比如说《清议报》,作为知识转型的重要媒介,至今从思想史上做的人很多,但语言上做的明显不够,概念的转换在此反映得更为直接。这一环节正是做概念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当引起我们得关注。我奉行的是怀疑一切的态度,只有自己亲自摸过的材料才敢放心使用。

  ○若以您的研究领域来看,历史学和语言学的研究,学科交叉的必要性在哪里?在哪些领域值得我们结合这两种不同的学科加以探索呢?

  ●其实这种学科交叉是一种必然。早在当年成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时,就是基于这一思维,把历史和语言放在一起,所以硕果累累,且一直为后学所借鉴。现在做语言学的人往往对细节关注过多,即我们说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如果结合历史学的方法,看问题会更深入、更完整一些。今年6月份,我在为日本学界所写的词汇史述评里,也有感于此,即很多论文用的语料太局限于文学方面了。在数据库、语料库发达的当今,至少更广泛的语料佐证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做材料研究,哪怕是史学上已经做过的材料,如何为语言学应用,是我们要重新再过一遍的基本动力,这样就有可能从语言上发现新的问题,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您是中日语言交涉史方面的专家,能为我们讲一讲中日语言交涉史研究的过去与现在么?

  ●这方面的研究最早是以日语史的一环展开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森冈健二就注意到19世纪的英华字典对日语近代新词的直接影响,而且英华字典是直接对译外来概念的,更便于利用。所以日本的早期的英和辞典从英华字典中采纳了许多的译词。这一研究后来扩展到整个19世纪的英华字典。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期,又有佐藤亨等开始关注汉译西书对日语词汇的影响,由于这些材料都是与西方外来概念相关的,所以成了日语吸收新词的一个重要来源。基于这点,就有必要把16世纪以后传教士等用中文出版的西学书系统地整理一遍,按天主教系统和基督教新教系统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多影响了日本的18世纪以后的“兰学”,而后期则集中在19世纪后半叶,直接影响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同时,其中的新词、新概念亦大量被日语所接受,作为语词表达的支撑。所以,我们做日语史的同时,等于是在做中日语言交涉史。这种中文影响日文的大的方向和时代基本持续到19世纪末。我做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西书,实际上是这一领域的又一延伸,即除传教士外,清廷主导的译书当时有多少被日本购进并加以利用也是应该梳理清楚的,这样我们就会按专业领域来确定中日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向。天主教那批书,我们知道在天文、地理和数学方面,中文影响日文的痕迹很明显,而我做的江南制造局这批,至少在地学和矿物学两个方面,完全是中文词汇大量流入到日语里去的。另一方面,当然是日本人独自的翻译和创造新词。这一点前人也已有过研究,从18世纪的《解体新书》(1774)算起,明治、大正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翻译书籍,以及收录这些新词的英和辞典等。由此可以看出,文化交流多以书籍的流通为主,语词也从中提取而产生。这些语词又用于翻译西学之中,构成了明治时期新词流行的潮流,19世纪末中国留学生又将这些书籍翻译成中文,完成了新一轮的知识循环。20世纪以后,日文影响中文的研究早在50年代的《中国语文》上就有过不少。后来,北大教授高名凯的《汉语外来词研究》(1958)也涉及这点,最终凝聚到《汉语外来词词典》(1984)里。但现在看来,那时候的研究太不重视材料了。不过,想想也能明白,当时我们连16世纪以后来华外国人留下的汉语材料基本上都认为靠不住,汉语史的构筑过程中极少用这部分材料,如《汉语大词典》对这部分采用得很少,等于是忽略了一批必须要用的材料。因为缺少这一步,得出的结论就有些离谱了,我过去举过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的例子,其中在解释近代汉语独自创造的新词方面,仅能举出七八个词,这说明对汉语自身的材料发掘不够。具体到日语借词的认定上,几乎是人云亦云了,看不出通过具体资料研究所得出结果的努力。

  ○我想,您的第一部著作便堪称已经为您以后的学术转向打下了伏笔,因为我们知道,论及和制汉语,晚清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时段。以实藤惠秀为代表的前辈学人也都纷纷点出了和制汉语对于现代汉语的重要影响。所以,这样看来,您的研究兴趣的“转向”是自然而然的,从您的第一部著作就可以看出来这种可能性已经呼之欲出了。不知您自己怎么看?

  ●的确如你所说,既然做“和制汉语”,就无论如何要论及到晚清接受新名词这一环。但这里面陷阱很多,首先你提到的实藤惠秀其实是这一陷阱的始作俑者。他对“和制汉语”的认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情绪性的,特别是在他的著作中专设一节为“中国人承认来自日语的现代汉语词汇”,把20世纪50年代我们中国学者做的研究全盘加以肯定,这就使这一研究陷入一个怪圈。中日双方都在说对方著名学者这么认定的,所以没问题。其结果就是“和制汉语”越滚越大,已至到了后来就出现“人文科学百分之七十以上均为日语借词”之说。但细观其内容,有些是站在“水往低处流”的文化优越论的一端,单方面地强调本国文化的传播势头;还有些是一味地“正本溯源”,硬要把所有汉字译词都要放在自己的名分下,这样多多少少在这一研究领域会流露出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色彩,导致一些莫名其妙的误解。为什么会在其数量判断上有那么大的差别?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当然要界定什么是日语借词,将近代中日两国的语言交流梳理后才能给出一个贴切的定义。我们一般说的日语借词实际上是包含了大量的近代中文的新词,这一点在对汉译西书和英华字典的研究中已得到了澄清,仅此一点就可以对《汉语外来词词典》里的日语借词加以重新审视,纠正其中的一些错误。当然,我们还要分析日语本身的问题及该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利用中文古典词来进行的对译究竟是如何展开的?为什么像“经济”、“宗教”、“文学”、“社会”这批词的认定中日两国时时有分歧?而正是这批词在近代新概念的传播上给我们带来了种种困惑和不便。所以厘清其范围不光是对概念史研究的一个铺垫,而且对日语借词的数量计算也会产生影响。就纯粹的日语造词,特别是由词缀(如:超~、非~、~界、~性等)所引起的连锁性造词应该如何处理,也是影响日语借词数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此,我们也将从具体的例子着手来看其实际的分布和使用。通过以上分析,我试图提供一个比较客观和准确的统计数据,来看中日两国的语言交流中语词和概念的相互影响的实际情况,从语言交涉史的几个方面来澄清一些语言事实。也就是说,如何正确地描述和分析这一事实自然成为我的一项重要工作。

  ○我也注意到,您近来的研究也日益偏向于概念史的研究,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日本学术界概念史研究的大致情况,而您又是如何转向这一领域的研究的?

  ●日语史的领域里,本身就重视个别词史的研究,学界前辈曾有“一词十年”之说,就是强调把一个词做透需要花十年的功夫。日本后来出版过“一语辞典”,即一个词一本书,比如“文化”、“人权”、“自然”、“自治”、“小说”、“个人”、“技术”、“公私”等都是这一研究的具体成果。而概念史实际上与之相同的成分很多,所以十多年前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开始展开近代学术概念的研究时,实际上是想既继承日语史的以往的研究,又在此基础上扩展到思想文化方面。我就是在这个研究班里开始关注概念史的研究,当然主要是从日语史方面来补充和加固语词成立初期的具体例子。我自己的研究本来也是从做词史开始的,“和制汉语”研究的契机就是从做“文盲”这一个别词史,来看其演变并如何走向近代意义的。那么前面说过,中日近代的语言交流就是一个你来我往的过程,19世纪后期,日本国力大增,在吸收近代西洋文明时,采用汉字词来对译,这种对译的结果同样使得这些译词可以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内得以流通,从而也就给中国的近代概念的形成带来了新的要素。也就是说,中文语境中的近代概念有不少是通过日语这一中转来实现的。从文化交涉学的角度来看,这一现象成了当今文化史、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概念史也是其中的一环。那么我们作为中日语言都通的学者,将自己的研究向概念史扩展本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去年,适逢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我写了“民主”与“共和”两个词在中日之间的演变,登在台湾的《东亚观念史研究集刊》上。现在在《学术月刊》发表的论述各种“主义”的变迁,便是为编写《“主义”的辞典》做的一个综述。

  ○在您看来,概念史、知识史等研究视野能为我们了解中国近代史带来怎样的益处?以中文学术界而言,概念史、知识史等研究领域可以说是方兴未艾,您觉得概念史、知识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有着怎样的前景?

  ●现在的概念史、知识史基本上是一种东西文化的碰撞史。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梳理近代知识、概念传入中国的途径,以便认清接受过程中的种种变异;另一方面,还可以从传播源一方着手,看其所展示的内容实质如何。即由以往的单向研究转入双向研究,这样对我们综合地了解中国近代史无疑是有益的。

  如果我们把过去的研究称作基本躯干的话,那现在的概念史、知识史研究可以说是添加血肉的。我们需要把历史事实做得更仔细一些,特别是基于知识传播和概念形成的研究会帮助我们修正一些固有的观念,以便立足于更加牢靠的基础之上拓展新的空间。

  ○另外,我也知道,您近年来也一直致力于日本文学的翻译工作,陆陆续续地译出了松尾芭蕉的《奥州小道》、和辻哲郎的《风土》等日本文学的名作。最近,还参与了商务印书馆的《日本学术文库》。很多人觉得,在现在的学术圈,翻译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报酬不丰,而且难以被算作学术成果,那么,您为何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此呢?

  ●我总觉得翻译一些好的经典的作品比我们自己写论文要有意义得多,作为日语专业出身的人,能留下几本好的译著该是极大的荣幸。过去我们为意识形态所禁锢,在翻译上自己先给自己划好圈子,不愿越雷池一步。而现在大环境好多了,哪怕还有一些阻碍,但好书终究会被人们接受的。在大学期间就开始翻译一些文学作品,如后来出版的《奥州小道》等。读研究生时,与同学一起翻译过几本日语研究的书籍,后来也都陆续出版了。日本对译介工作评价较高,所以当时翻译《风土》时并没有顾及它算不算学术成果,反倒是先紧着翻译,把自己的论文整整推后了一年。我在想,如果下功夫翻译的话,可能比写论文更有益于世。

  ○

  我听说,《日本学术文库》译介工作的背后有不少有趣的故事,据说你们是一众学界友朋在一起组成了“译文会”,并且经常小聚一下,探讨译事,兼及学问,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翻译背后的故事吗?目前,《日本学术文库》的翻译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的确,本来是为翻译这套《日本学术文库》成立的译文会,大家各自翻一本自己熟悉的专业书。后来,译事进展不大,加之经常请国内来日访学的老师来讲,有点名不副实,于是便改名为“以文会”,这样倒显得名副其实了。这个会的宗旨就是以文会友,尊重各自的研究,不贴标签、不打棍子。一般情况下都是两个月开一次,在日的学生、教员为主,大家都是搞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领域相互交叉,所以能在一起相互议论,相互学习,的确也是一种很愉快的交流。

  《日本学术文库》现在只译出了五六种,早先列出的翻译工作,因主要由在日留学生和大学教员承担,要腾出一年左右的时间来从事翻译,得放下手头很多工作。这点没法强求别人,只得自己率先多干。现在我手头上在翻译的是丸山真男的《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虽然也是进展缓慢,但还是想努力在不久后交付出版。

  ○能否跟我们讲一讲您接下来的学术研究计划?有没有几个大的问题是您一直萦绕心头并且试图以研究工作来加以解决的?

  ●你这问到核心问题了,我自己当然有许多要干的工作。首先,我们在编一本《和制汉语辞典》,收了1600条左右,尽量把“纯日本造的”收罗进来,这样许多词的认定就可以基本敲定了。其次,因为总在回答朋友们的个别词史的问题,所以也准备将之陆续整理成单独的文章,或编入《“主义”的辞典》里。在做语言史方面,有几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一是“和平·平和”这类逆序词问题,中文里有很多研究了,而且基本上可以按四声先后原则解释一大片,但日文做不到。比如:中文说:“界限”、“介绍”、“安慰”、“限制”、“热情”、“侦探”,而日文正好相反,其中的主要原因在哪里?这个问题到现在也解释不清。还有就是前面提到的汉语非谓形容词的形成过程是否有日文的因素存在?如果有的话,是多大程度上的影响?这也需要我们做出一个解答来。我觉得自己专门做这一研究,到现在还给不出一个答案来,很失职的。这些问题在一直在思考,或许有一天会有点突破的。再就是我们的汉语文体的近代演变中有哪些部分是受了日文的影响?一般人不爱听这点,只一统解释为西化语法,或受西方语言的影响,但我们看多了近代翻译的种种文体和其规模,就有种感觉:中文的不少语法现象其实受日文的影响,可是至今没人说出这点来,我想我今后的研究中这一部分可能会做得多一些。

  ○陈老师,谢谢您在繁重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之余接受我的访谈。

  ●不客气。我应该感谢能有这样一次机会对自己到目前为止的学术研究工作做一简要的回顾和总结,认清问题所在,以便再接再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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