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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谷孙谈“汉英大词典”的编撰: 好词典的第一要素是查得率高
2015年03月31日 16:53 来源:文汇报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与学院派不同,我顽固地认为,词典的第一要素是查得率,没有其他方面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完成《英汉大词典》已属不易,再编《中华汉英大词典》算是自讨苦吃了吧?

关键词:词典;陆谷孙;要素;编撰;词条

作者简介:

  黄春宇 “与学院派不同,我顽固地认为,词典的第一要素是查得率,没有其他方面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查得率是一个很低级的要求,但是符合了最广大读者的需求。”

陆谷孙像 李媛绘

提到陆谷孙教授,就连复旦第九宿舍的小区保安单师傅也知道他在编一本词典,“老人家真的不容易,年纪这么大还在操劳,身体也不是太好。”采访持续了两个小时,临近结束,陆教授频繁地掏出纸巾,捂着嘴一阵阵咳嗽。“我现在的感觉是如履薄冰,不知道为什么,自信心越来越稀缺,可能跟年龄也有关系。”《中华汉英大词典》(上)出版的日子越来越近,这位从不忌惮英语的主编不时也有焦虑,但更多的是苦尽甘来的期待,“一直在黑暗隧道里爬行的编者们即将看到洞口的光亮。”

  听说您编词典时常会陷入“走火入魔”的状态。

  陆谷孙:去年此时生了一场病,被送进重症监护室,4月份出院,5月份又改起了《中华汉英大词典》的校样。看到纸上密密麻麻的修改标记,整个人都像在跟所剩无多的时间(borrowedtime)赛跑。我的名言是 “Secret of success is indifferencetosuccess”(成功的秘诀就是不在乎成功)。过去编《英汉大词典》的时候就盼着赶快弄出来,每天看完12页校样成了强迫症。谁会妄想成功?白天在社科院上完班,由交通车送回复旦,这时脑子已经不好使了。进了家门,先灌上几口白兰地,滑润一下紧绷的神经继续看校样。等到阿姨做好饭,胃口也没了,需要芥末来刺激自己。咖啡、香烟也是如影随形,苦是苦了点,但总算把词典的校样全部看过一遍。现在不行了,只能采取“撒胡椒”的方法,因为没有足够的精力去通读整本词典。

  完成《英汉大词典》已属不易,再编《中华汉英大词典》算是自讨苦吃了吧?

  陆谷孙:1991年,我通过谢希德校长介绍,认识了香港著名人士安子介。见面时,他就跟我讲,梁实秋、林语堂编完了英汉字典又去编汉英词典,你也应该这样做。这番话勾起了我一点小小的虚荣心。当时《英汉大词典》的编纂工作已经全部结束,我觉得时机也挺合适。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与我的国外见闻有关。上世纪80年代,初出国门的我在英国、美国、加拿大逛华文书店时注意到一个现象——外汉字典的销售情况并不好,而有意购买汉外字典的外国人倒不少。但是书架上的汉外字典要么种类稀少,要么内容过时(“文革”后期),让许多顾客无从选择。我想让这本《中华汉英大词典》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传统与文化,比如“万福”跟“叩头”有什么不同,“清明”为什么又叫“百六”(冬至后106天)。除了读音和字义,还要让他们了解一点汉字的形训,比如宝贝的“宝”,屋顶下面有玉,这是简体字,而过去的繁体字“寶”就更复杂了——屋里有缸,缸里藏着玉和钱。

  如此说来,《中华汉英大词典》的目标受众主要是外国人。

  陆谷孙:至少在我的潜意识里,说起汉英词典,首先想到的是外国人,早期不是有传教士把华英字典叫作《西儒耳目资》吗?当然,我们同时也考虑到年轻一辈的中国读者,就算他们不认识古字、古词,还有一些舶来专业术语,但是通过汉语词条所对应的英语解释,说不定还能有助于对本族语的认知。名言、熟语、谚语、歇后语等等,可以用来补一补传统中华文化方面的缺陷。理想的设计是,《中华汉英大词典》可能也应该派生不同的用途,一本在手就能解决多方面的问题。

  与词典打了半辈子交道,您是如何来判定一本词典的优劣?

  陆谷孙:与学院派不同,我顽固地认为,词典的第一要素是查得率,没有其他方面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任凭你把学术性、科学性、创新性说得天花乱坠,一旦多数词条查不到,人们立刻对这本词典失去信心。反过来,如果能在待查的10个词语中找到八九个,那么读者与编者双方都会感到很满足。我这样说是回归常识,而生活中有太多方面需要回归常识。查得率是一个很低级的要求,但是符合了最广大读者的需求。有人做过统计,我们过去编的《英汉大词典》在“中国使用最多的书籍”中排名第24位,其中较有人缘的原因之一,我归结于查得率高。当然释义是否精准,例证是否丰瞻,也很重要。

  求学和治学这么多年,您对于其他汉英词典的印象如何?

  陆谷孙:我在复旦求学的时候,曾在学校图书馆借阅传教士马礼逊编的字典,其中难免有误译的地方,断句取例出问题,比较多一些,但已经相当不错了。对于作者本人,我也非常钦佩,特别是那种信仰的力量和牺牲精神。今年我们出版《中华汉英大词典》也算是给汉英字典在华编印200年的一种纪念。我以前用得比较多的是吴景荣主编的北外一本,后来的程镇球《新时代汉英大词典》和吴光华的《汉英大词典》也都用过;此外,还有林语堂的《当代汉英词典》,他的释义拿捏得很准。至于梁实秋,后来台湾远东集团的浦老板还曾邀我修订《远东汉英大辞典》,出于多种原因,事情没有做成。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周有光先生的一篇文章,他把马修斯(1931)、林语堂(1972)、外研社(1978)以及夏威夷大学的德范克(1996)所编的四本汉英词典称为“四座里程碑”。

  想当初,《英汉大词典》的编辑阵容可谓是卧虎藏龙,那么《中华汉英大词典》呢?

  陆谷孙:《英汉大词典》一开始聚集了108将,那时候刚刚打倒“四人帮”,“五七干校”还没有取消,谁要是不愿去干校,就可来编字典。后来改革开放了,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于是慢慢都离开了。编到最后,也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只剩下17个人,老弱病残,苦撑苦度罢了。在筹备《中华汉英大词典》时,很难再找人和我一起干到底。而我的愿望是有人精力旺盛,知识储备胜于鄙人或大致相当,年纪小20岁,那样的人即使只有个位数,词典的水准就不用担心了。这部汉英词典,在摸索、试错以后的若干年,直到本世纪才正式启动编纂,而集中力量做事的话,大概也就是那么六七年的工夫。现在的这份参编人员名单凡51子,但是来来去去,而且个个都是兼职。

  《中华汉英大词典》一定有它的独到之处?

  陆谷孙:语词部分主要参考《汉语大词典》,百科以及准百科性的内容来自《辞海》,因此一大特点就是杂。古词、新词都有,前者甚至超过了约四分之一的份量。举个例子,“般尔”是鲁班(名公输般)加王尔,意指能工巧匠,但我本人并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编写就是学习。又比如“暗九”,一旦生日逢九的倍数,旧时的人往往要去庙里烧香,诸如此类的民俗还有很多。从中医穴位到阴阳八卦,我们都有介绍,查阅词典就是一个温故而知新的过程。除了兼顾时间轴上的远和近,我们还吸收了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华人的外来词,使其成为汉语里面一个共核部分,借助英文翻译让大家培养认同感。何乐而不为呢?比如台湾人说的“博爱椅”(priorityseating,内地译作“老弱病残孕专座”),香港的“大声公”(bullhorn,内地译作“手提式扩音器”)。此外还有近年风靡起来的“待饮爱心咖啡”(suspended coffee),即多付一杯咖啡的钱,留待其他贫困人士享用(不知境外如何翻译?),等等。

  兼收并蓄不等于来者不拒吧?

  陆谷孙:在收词方面,我们的范围比《汉语大词典》广,门槛相对要低,容忍度则高一点。比如方言里讲的“打八刀”(把“分”字上下拆开),就是离婚的意思;一些台湾人说的“贝戈戈”,其实是“贱”的繁体字左右拆分。俗的词条也是有尺度的。语言不可能全都是干干净净表达正能量的,里面肯定有所谓的渣滓。最近我就加了一条“闭上你的臭嘴”(按字母读出syfu,即shutyourf—kup),但是这种例子极少,那几个四字母词,能不出来就不出来。不可能编一本《五十度灰》那样的词典吧?《中华汉英大词典》尽管收入了“自慰器”这个词条,但白描式的色情、吸毒是坚决不碰的,我们自觉地给自己拉了两根警戒线。

  您在前言提到了美国的一个中文词库,称其为原初的始发点。

  陆谷孙:这个说来话长。在“乒乓外交”以前,美国人要了解中国的情况,包括文字语言方面。华盛顿的一些美籍华人与教中文的美国人组成过一个叫做Chinese -English Translation Assistance的团队,专门收集中文报刊的词语,还包括日本和台湾的中文字典,形成了一个电子档案。中美建交后,他们觉得用处不大,就联系了我们,希望从里面挑一些有用的词语,编一本词典。后来对方未能促成此事,就把这份档案送给了我们。实际上这是一份原始的素材汇集,意义不是特别大。我们还参考了香港的Livac语料库,在比照、核对两岸三地汉语用词时获得了大量权威性的数据。

  编汉英词典的先决条件是英语过硬,这种本事是否就体现在释义和例证?

  陆谷孙:释义最难做到的是,一方面保留汉语的原汁原味,另一方面尊重译入语的表达习惯。在两者之中寻找一个最佳折冲平衡点。有时做到了等值,“杀猪一样地叫起来”(squeal likeastuck pig);有时或多数时间却不行,这就要求我们在翻译时尽可能地追求准确和精细,或曰考究,比如“吹胡子,瞪眼睛”,能直译吗?只能译作“withfoamingire”之类。又如“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我们有好几个译法,譬如stupid hilarious response to duplicity,我喜欢这个翻译。《中华汉英大词典》的例证主要是短语,但冷不丁会冒出一个长句,这些都是编者读书摘来的。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即英语的语言现象和语言事实在先,把它翻译成汉语后再加入到这本词典中,形成了英语的释义。比如我们翻译的“凫空”一词,大家在电视上都见过这项极限运动,但说起“skydiving”往往在中文里“夹心”,因为找不到对应的汉语。记得在编《英汉大词典》时也进行过类似的“造词”试验,我想把“pizza”翻译成“皮杂饼”,读音和字义双双接近,因为上面什么都有,土豆、香肠、芝士……多形象啊,可惜没有人听我的。就算行不通,我还是想去试试。

  释义如何精益求精,您的说法是“超越等值”与“漾溢”。

  陆谷孙:在我看来,英汉、汉英词典的翻译,其要点不是搭桥,建桥是定点(frompointto point)的,而翻译宜像直升机一样,飞过文化障碍后,寻找一个地貌与出发地基本相符的目的地再降落。简言之:飞越,抵达。比如我翻译的“小蒋在许多方面继承了老子的衣钵”,“衣钵”直译就是mantle,不过我想到的是“JiangtheJr ishisfather ssonin manyways”,这就是我所向往的“目的地”。在没有上下文语境的词典中引入“漾溢”与“超越等值”的概念,无非是给自己增加难度,但是做到了会很开心。(有兴趣的读者可读这部词典的前言。)

  您常说编词典是遗憾的艺术,《中华汉英大词典》能避免吗?

  陆谷孙:不能。手头的《征求意见本》我看了150页,发现问题还不少,比如在commmon sense、GreatBritain前面加上“the”就是硬伤。从第一稿开始,每次都是想办法改一点、再改一点。庆幸的是,我们还有时间修改。如果问我编这本词典有什么遗憾的话,庞杂可能会成为未来读者找茬的一个handle(把柄)。有好多词条是重复的,我们往往是有闻即录。比如“白日见鬼”与“白昼见鬼”、“百孔千疮”与“千疮百孔”,这样一来,词条就会泛滥,统计数字也会增加,全书臃肿,希望第二版想个瘦身的办法。其次,中国读者可能对我们的排列法感到不习惯——先是拉丁字母的音素,然后是汉字的声调,这实际上是二元法,导致形状一样的汉字分散在词典的不同角落。于外国读者而言却有好处。外国人学汉语,主要的问题是四声不分,非北京人学普通话(譬如鄙人)也会碰到相同的问题。上月举行的第33届巴黎语言博览会,来自法国里昂第三大学的一个文学博士是中国通,就为四声挠头,其原话是:“就我个人来说,困难的可能是声调,最大的困难到现在也还是两个三声的中文字连读,就变成了二声和三声。”

  有学者表示,上海话中的“囡”,注音应该是“nuan”,而非现在默认的“nan”。

  陆谷孙:其实“nuan”音也非忠实描记沪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方言词条的注音与当地读音有相当大的距离,怎么办?方言学家也许有办法。我们是黔驴技穷,只能暂从普通话,先把方块字对付完再说。更何况“十里不同音”,汉语方言太复杂了。

  也有人提出,叫《中华汉英大辞典》更加贴切。

  陆谷孙:可能是一种命名的惯性。其实我也觉得“辞典”要比“词典”好,因为它包括了字、词、语,还有百科性质的内容。我还希望封面设计弄得好看一点,别动不动就是大红底版加金龙。就我个人而论,《英汉大词典》第二版的封面是我最满意的。

  我看到您在校样的左上角写了一句“对不起”,这是为什么?

  陆谷孙: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与遗憾,总归还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毕竟参与的人多,直到第三、四次,修改还是密密麻麻。这让我有点不好意思,老是改来改去,原编者觉我讨厌,更给排版公司添麻烦了。“文革”期间,我编《新英汉词典》的时候还是铅字排印,我因为修改校样太多而遭到了工宣队的训斥。可是不改的话,纵容错漏等于把词典扔到了历史的垃圾堆。后来他们让我去端铅字字盘,在宝兴路的商务厂,体会一下劳动的艰辛。话说回来,要不是这样无休止的改和加,《新英汉》后来能累计售出一千万册吗?书编成之后,重要的是复旦出版社得找个强大的海外发行伙伴,汉文部分简体改繁体时,别出“尼克松”变成“尼克鬆”、“皇后”变成“皇後”之类的笑话,销售做得更给力些。

  最后一个问题,编词典算是学术研究吗?

  陆谷孙:这一点我也很困惑,似乎受众面太广的都不是学术。通俗地讲,就是大多数人看不懂的,少数专家就懂,而越是小众,往往越容易进入高精尖、高大上的排外式俱乐部,接地气的就不行。编纂词典不能作为科研成果,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参与编写的人员不能藉此评职称,但是写一篇譬如关于词典查得率的论文,出个所谓的田野调查问卷(我一直反对“田野调查”的译法),列些数据,大概反倒可以视为学术成果了。殊不知,编纂词典同样涉及理论问题,而受益者又多得多。搞学术研究的本身,可能无时无刻不在查词典吧,否则哪会把“斧正”写作“扶正”呢?

  本文发表于2015年3月27日的《文汇报》“文汇学人”,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文汇学人”的微信公众号是“wenhui_xr”。

  (原标题:陆谷孙谈“汉英大词典”的编撰:好词典的第一要素是查得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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