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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政策缺失
2015年03月10日 14:59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年第3期 作者:唐钧 字号

内容摘要: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以来,政府购买服务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最近,北大的王思斌教授针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发表署名文章,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问题和不足,并且提出了忠告:政府购买服务如果做得不好,也会带来新的问题,甚至可能是一个陷阱,最终可能会使政府失去人民的信任、社会的信任。一、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与社会治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社会治理”和“政社分开”。二、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与政府角色转变在社会治理的语境下,政府的角色必须要做根本的转变。三、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与社会组织角色建构在社会治理的语境下,社会组织的角色是需要很有创意地进行社会建构的。

关键词:政府;社会治理;社会服务;王思斌;购买服务;陷阱;需要;民政部;偏离;社会工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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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以来,政府购买服务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最近,北大的王思斌教授针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发表署名文章,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问题和不足,并且提出了忠告:政府购买服务如果做得不好,也会带来新的问题,甚至可能是一个陷阱,最终可能会使政府失去人民的信任、社会的信任。
  王思斌指出的问题主要有三个:首先,政府是为购买服务而购买,并没有考虑社会最紧迫的需要;其次,政府对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社会组织,即使其缺乏接受委托的能力,但也会优先给予资助;再次,一些政府(团体)部门肥水不流外人田,变相自我购买、自我服务。王思斌总结说:必须看到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的“目标偏离”。目标偏离有“无意偏离”和“故意偏离”之分。有的项目目标未能实现是由于服务提供者能力欠缺所造成的;有的项目目标未能实现却不是因为能力问题,服务提供者本来有能力实现目标但却最终未能实现目标。
  所谓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王思斌以“陷阱”和“目标偏离”这两个概念,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两个政策缺失,并指出其后果可能是“使政府失去信任”。但要深入理解王思斌提出的问题,还需放开眼界去了解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
    一、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与社会治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社会治理”和“政社分开”。
  当前,国内很多专家学者都在撰文诠释社会治理。但若认真琢磨原汁原味的“治理”的本义,又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慨。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在20世纪90年代就列出了治理的四个特征:第一,治理不是一套规章条例,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第二,治理的建立不以支配为基础,而以调和为基础;第三,治理同时涉及公私部门;第四,治理并不意味着一种正式制度,但确实有赖于持续的相互作用。从以上归纳的治理的四个特征,是否可以进一步提炼出四个核心概念,这就是“过程”“多元”“互动”和“协调”。
  由此可以推导出社会治理的四大特征。其一,社会治理强调“过程”。社会治理背后的社会经济脉络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所以,试图制定一套“一刀切”的规章条例以不变应万变肯定是不行的;同样,企图以一场“运动式”的走过场来敷衍塞责也是不行的。其二,社会治理兼顾“多元”。社会是由形形色色的阶层和群体共同构成的,所以社会治理对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应该一视同仁—不管其是多数少数,也不管其是公立民营,更不管其是强势弱势,……社会治理创新本质就是共同参与,共享成果。其三,社会治理注重“互动”。要引导全体社会成员,包括所有的个人、群体和阶层,就长期目标和长远利益达成共识,并且要建立起一个多元主体通过互动、沟通,共同参与治理的制度框架和社会机制。其四,社会治理倡导“协调”。社会本身是一个有机体,要让社会发挥其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自组织能力,而不是去强制性地“支配”社会。以上所述,正是对以往“全能政府”的种种恶习的批判和反制,包括“一言堂”“一刀切”、重压制、轻疏导、功利心、恩赐性、运动式、排斥性。
  做好社会治理,还需要政社分开。政社分开看上去似乎是个敏感的概念,其实不然。在20世纪80年代民政部开始倡导社区服务时,当时的民政部长崔乃夫就提出:“凡是社会和群众可以做的就尽量放手,做不了的,就由政府按照行政程序来承担。”其实,这就是政社分开,与社会治理的四大特点—“过程”“调和”“多元”和“互动”吻合。
  查阅早期有关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文件,就有“加快从‘养人办事’向购买服务转变”的说法。这恐怕就是提出这项动议的初衷。从逻辑关系上说:政社分开可以说是实施社会治理的前提条件:第一,政府不再充当“全能政府”,不再对社会事务大包大揽;第二,政府办理社会事务,以往是委托事业单位,这种被称为“养人办事”的方式,实际上效率和效果都不好;第三,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是社会治理语境下政府和社会的新型关系;第四,对于各种社会问题,政府与社会可以通过沟通、交流、互动、协商,并以签订社会契约的方式委托社会组织去处理和解决;第五,社会契约强调的是合作伙伴之间的平等交易,这才是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本质。
  如果不去深刻理解上述逻辑关系,只是热热闹闹地做表面文章,就有可能会因为王思斌所说的“目标偏离”而落入“陷阱”,会导致政府失信于公民和社会。当前政府在购买社会服务时出现的问题,其根源应该就在这里。所以政府必须重视,并且在理念上真正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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